日前,央行宣布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这也是4年来的首次降息和9年来的首度下调准备金率。与以往的整体性调整不同,此次对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的调整都更侧重于结构性的调整。首先,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不包括五大国有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同时,灾区法人银行下调幅度为2个百分点;其次,贷款利率的调整按照短期多调、长期少调的原则进行。央行此举被市场认为是终结从紧货币政策的开端,但笔者认为,央行此次的结构性调整没有改变总体从紧条件下的局部“微调”基调。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级债危机以来,各国金融市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震荡,尤其以欧美金融市场影响最大。受到金融市场的困扰,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一度陷入停滞,由于外需减弱,新兴市场在通胀压力困扰之下,经济增长也逐步放缓。而针对中国而言,由于石油等重要工业产品价格在前段时间的高企使得国内PPI一直处于上行通道,同时,上行的PPI与处于下行的CPI所形成的“剪刀差”不断扩大。“剪刀差”的扩大意味着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尤其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一方面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不健全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因此,中小企业在此次经济调整中元气大伤。另外,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也受到了很大影响,A股市场的暴跌表面上是资金供给的不足造成,实际上则是基于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股市机制不健全所致,而企业盈利空间的缩短无疑也成为此番投资者看空A股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以上可以看出,央行此次的调整响应了国务院此前提出的“一保一控”经济战略方针。而此番政策出台更多地考虑了调控的力度与节奏,采用结构性调整方式是当前货币政策在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同时的适度微调,与前期不同之处在于此次微调的力度有所加大,节奏有所加快,这充分体现我国货币政策在运用上更具灵活性,有利于发挥区别对待、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
首先,此次央行区别对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总量上来说,可以向市场注入大概1600多亿元资金,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此番释放的流动性绝对数量还是可观的。但是与此同时,央行也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就在央行宣布下调双率的第二天,央行就发行了1850亿元央票回收流动性。这一增一减实际上从社会资金总量来说变化不会太大。与此同时,由于外部环境继续恶化,尤其是欧盟经济困境加大更加剧出口的放缓,由此带来的外汇占款也将降低,另外热钱净流入也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在以上多方面效应下,央行此次双率齐降并非市场传言的那样是终结从紧货币政策的开端。正如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所说的,虽然目前国内CPI已经下行,但是央行仍未放松对通胀的警惕,而此次的结构性调整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其次,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此前货币政策的从紧,中小企业出现了“倒闭潮”。中小企业融资难在此次货币从紧政策下表现的尤为突出。笔者一直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并非央行从紧之过,而是金融体系不健全、缺乏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相关机构所致。而且从目前市场资金存量来看,完全是可以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导致投融资渠道不畅,因此使得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取相应的资金。相对于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国内中小型银行则是中小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此次的区别调整遵循“区别对待”的原则,在遏制大型金融机构放贷冲动,防止通胀再度抬头的同时,释放部分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增加对中小企业、“三农”以及地震重灾区的贷款规模,此举体现了央行对当前经济有保有压的调控意图,在不影响大局稳定的前提下,适度放松部分领域银根,“微调”基调蕴含其中。
再次,贷款利率按照“短期多调、长期少调”的原则也可以更好的遏制投资冲动的抬头。投资过高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从而也导致了经济结构长期不能得到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般来说,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的投资贷款更多的侧重于长期,而消费贷款则侧重于短期,短期贷款下调幅度要大于长期贷款可以在更好的控制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促进内需。从而起到推动优化我国经济结构的作用,与此同时,长期贷款下调幅度较小也表明央行在对待房地产市场的谨慎态度,房地产开发贷款多属长期贷款,因此,央行此次贷款所采取的这种原则也给了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此次不是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救市。因此,央行此举所表明的“结构性调整”意味十分明确。
在当前复杂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经济正经受着“内忧外患”的重重考验,此时“两率双降”对低迷的实体经济无疑堪比一针“兴奋剂”。而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特殊调控方式,打破了“货币政策航向逆转,银根总量松动”的预期,这种相比之前在力度上有所加大的持续微调措施,在保证政策导向稳定连贯的同时,试探性、有针对性地对部分领域予以调整,其结构性意义远大于整体性影响。面对当前中国经济这样一个高难度的移动箭靶,如何从调控部门手中接过这根“接力棒”,利用好倾斜性的微调政策,实现产业升级、战略转型,命中靶位正中,或许才是市场更应承担的使命。
(作者为本报专家组成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