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中国资本要在突围中寻求破局，要积极展开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内“中国资本”的战略布局，率先抓住下一轮世界经济新增长点，通过开展“顺梯度”和“逆梯度”两个方向的对外直接投资，消化、吸收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投资回报率高、节能降耗高的现代产业，有效地推动国内产业向产业链高端升级，为此需要在以稳定货币基础，积极推进资本输出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形成多层次的资本输出主体及其策略组合、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内生成长的特色资本输出模式。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当前国际资本在规模、形式、速度三个维度上都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国际资本流动规律恰恰反映了全球经济分工深化的大趋势下，我国在贸易分工与金融分工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和差异化优势，这不仅造成了国际资本流动利益分配的失衡，更使中国陷入了一种低效率、高风险的资本循环结构。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从资本集聚战略到资本辐射战略，从贸易大国走向资本强国，中国资本崛起之路充满了风险与挑战，中国资本如何与国际资本制衡？中国能否实现由积极争取贸易优势向培育更高层次的资本竞争优势转变，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资本开放战略的升级以及国家盈利模式的转型，将决定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决定着中国强国崛起的新的竞争优势。

　　一、中国资本开放的三个战略转型

　　虽然近两年突然剧增的近万亿的短期投机资本（热钱）扰乱了中国经济，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借道长期资本潜入的，因此如果从历史的视角去审视国际资本流动的长期趋势以及中国资本开放的演进路径也许更有助于我们思考未来的选择。笔者认为可在以下三方面寻求突破。
　　（一）跳跃式发展路径：从占领贸易分工的高端到占领金融分工的高端
　　金融问题反映的是实体经济问题。国际资本流动规律恰恰反映了一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和差异化优势。在过去20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了3.5%，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的流动增长是14%。国际资本流动增速的背后是美国利用强大的金融优势成功地建立了以美元资本为核心机制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和规律，正暗合了全球经济分工不断深化下的贸易分工与金融分工双循环的大趋势。
　　从全球贸易分工循环来看，改革开放30年，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仅以广东为例，通过外向型的产业内分工吸引的国际长期资本总额就占到全国的40%。
　　如果说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中，中国还具有比较优势，那么，在全球金融分工体系中，中国更处于相对劣势。从全球金融分工主导的资本循环来看，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是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者，占据了全球金融分工体系的主导地位。一方面，美国等国利用处于金融分工链中高端的优势，试图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各国在“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中的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另一方面，又利用金融制度和金融资本不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由贸易盈余所形成的储备资产又通过资本流动输往美国。这种国际金融分工格局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资本在全球配置中流动失衡，这种国际资本循环结构，对中国金融安全以及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极为不利；然而美元资本则凭借其作为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定价结算、金融资产定值、交易和投资，以及作为储备货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达到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主导性调整。
　　如何打破这种低效率、高风险的资本循环结构？如何扭转国际资本流动利益分配的失衡？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得战略环节上的竞争优势？最根本的是使中国本国资本效率得到充分提高，使资本机制得到充分发展，积极向金融分工链的高端推进，摆脱传统“渐进式”和一般“追赶式”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依赖，通过资本竞争力形成的制度优势和投资优势实现跳跃式发展。
　　（二）开放型经济的更高层次：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
　　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中国资本对外开放的路径更为清晰。相对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是更高级的经济输出和配置资源的形式。中国的资本输出不仅仅是缓解过剩外汇储备，置换贸易顺差的简单手段，更应成为金融发展战略的核心。
　　中国资本格局正经历着从“双缺口”到“双溢出（双顺差）”的过程。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瑞士银行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人均GNP（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达4610美元，正处于邓宁所指的资本大规模输出阶段，尽管2007年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斥资30亿美元购入黑石集团股份表明以国家资本为主导的中国资本输出开始起步，尽管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达到187.2亿美元，然而与国际资本流入相比，我国的资本输出和对外投资份额较小，资本向外拓展潜力巨大。
　　（三）资本开放战略的重要转型：从资本集聚到资本辐射战略
　　改革开放30年的事实告诉我们，集聚国际资本要素形成的生产规模并非一国的真实国力。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受控的资本集聚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外部产生经济摩擦与失衡的根本原因。
　　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的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依靠内生资本的资本辐射才是促进一国内生成长的关键。资本辐射战略更多强调中国自主发展与经济的内生成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多年来资本对外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战略升级。资本输出作为资本辐射功能的具体表现，是一个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的过程，通过资本的全球战略布局，将中国的资本优势转为制度、资源和投资的优势，完成由被选择者向选择者的转型，即由“世界工厂”转为“世界资本策源地”，提高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寻求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实现经济成长的全面跨越。

　　二、未来中国资本开放战略的初步思考

    （一）稳定货币基础，积极推进资本输出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高能货币和高能资本相伴而生，中国资本“走出去”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步跟进。中国资本“走出去”这一全球战略安排，将大大增加境外对人民币的资本需求，也是人民币获得更多国际金融市场份额的契机，从这一点上来讲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与中国资本战略一脉相承。目前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享有较高声誉，与这些国家的边境贸易额不断扩大，人民币计价的直接投资也开始出现。我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继续积极发展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往来，包括签署双边支付结算协议，扩大人民币在边境贸易结算中的地位，分段推进，先区域化再国际化，全球货币与资本格局将随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改变。
　　（二）形成包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在内的多层次的资本输出主体及其策略组合
　　一是积极塑造和培养本土跨国公司，积极推进“走出去”的战略。要想提升对全球资源和经济的控制力，必须靠跨国公司去实现。经济全球化也是跨国公司全球化，只有拥有一批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公司，一个国家才能拥有对全球资源配置的较大主导权，才能拥有大国地位。中国还没有历经全面的产业并购，对外并购将重构中国的产业效益，通过股权并购、绿地投资等方式，不断提高中外产业资本的融合度，搭建连通内外产业链的实业经济平台，实现我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中位置的前移和高端化；二是通过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为代表的“主权资本”的商业化运作，搭建连通内外的金融平台，不断提高中外金融资本的融合度；三是将高额外汇储备转化为战略资产。缓解外汇储备压力，畅通外汇投资，通过资本输出，建立国际资源供应地；四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进入和境内战略投资者走出的双向互动，实现内外金融市场互通互连；五是通过资本带动新兴中小企业国际创业。在新一轮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之时，国家应着力实施重点推进的“高成长国际创业战略”。考虑到大多数新兴中小企业的规模限制，应该鼓励形成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联合的战略联盟，推进那些“高技术”、“快增长”、“强扩张”的新兴企业国际创业，中国未来的资本输出的主力军必然是那些迅速崛起的新兴力量。
　　（三）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内生成长的特色资本输出模式
　　资本辐射战略是破除中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与金融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关键抉择。中国资本输出其目的不仅仅是配合出口，如在海外设立贸易型公司，开拓东道国市场，拓展到延长国内过剩产能的生命周期，推动境外加工贸易，更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向集约化转型的必由之路。因此，应该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球的延伸和体现。其中以企业为主体的资本输出模式应该选择产业升级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资本输出，此类输出旨在形成新的全球生产布局，加快核心要素并购，通过合作研发，提高产业竞争力；而以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及外汇储备为主体的国家资本为了保障国家战略需求，稳定宏观经济，更应该对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重要战略资源领域进行投资，并建立长期稳定、价格合理的供应机制，从而形成成熟的资本利用体系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输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