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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靠市场机制推进

  自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改革取得了诸多进展。不过,和所有改革一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各种曲折,也会暴露一些问题。如何正确理解并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在11月17日举办的“《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用市场手段完成,要靠市场机制推进,不能靠行政化手段调整。

  李扬表示,当前各界关注的高杠杆率问题主要集中在国企,政府杠杆率总体来说不算高。当前,民企去杠杆基本完成,但国企去杠杆仍在继续。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李扬建议,针对政府机构所办的企业及其金融行为,应当有一个专门的负债管理方式。

  对于房地产去库存,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分析称,不能按总量计算如何去库存。“因为一二线城市去库存的压力并不大,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过剩情况比较严重。如果仅关注总量,而没有分析结构关系,去库存效果也会跟预期的不一样。”许善达表示。

  同时,与会专家也提及社保缴费率过高问题,认为这有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财务压力,也限制了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认为,社保缴费率高是历史遗留问题,需厘清责任边界。社保改革也与当下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密切联系。在推进去产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存在职工安置的问题。如果涉及职工无法找到新工作,按理说应由社保来承接,但是现在的社保显然不具备承接能力。许善达建议,应划拨一部分国有资产进入社保,以妥善解决职工安置问题,为顺利推进去产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扫除后顾之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表示,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面临一个“风险三角”困境:一是生产率在不断下降;二是杠杆率在不断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在明显收缩。黄益平强调,现在依靠周期性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已经很困难,要走出当前困境只能依靠结构性改革。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存在一个下限和一个上限,下限应为6.2%,上限应为6.7%。

  “如果经济增速突破了6.2%的下限,意味着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就会出现周期性的失业,这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对于为何设置经济增速的上限,蔡昉表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而非周期性的变化。现在各方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要通过改善增长函数实现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速度符合这一潜在增长率将会是健康、可持续的增长。因此,要设一个上限,不突破上限要求,宏观政策必须稳定在当前的经济工作总体思路上。

  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分析称,近期人民币贬值与美元走强基本一致。由于中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要对一篮子货币保持相对稳定,美元指数走强,人民币自然对美元走贬,这是正常的。姚余栋预测,美元指数目前处于“脆弱的”强势阶段,已经差不多要到“顶”了,人民币对美元不会持久贬值,如果英镑和日元出现反弹,则人民币会对美元升值。在英国“脱欧”、日本负利率等环境下,人民币给全球提供了安全资产。

责任编辑:l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