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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屡吃罚单 农商行怎么了?

  进入2019年,银保监会各地机构开年罚单即批量发出,农商行再次成为重灾区。

  1月11日,江苏六地银保监分局公布了对银行机构及个人的处罚共12条,其中7条涉及农商行和村镇银行,超过全部处罚信息的一半。

  同日公布的被处罚的还有浙江岱山农商银行,该行因个人消费贷款违规流入房市;违规为地方政府提供债务融资;贷款管理严重不审慎形成损失;违规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违规发放商用房贷款;同业融资出超过监管指标等问题,被舟山监管分局没收违法所得18869.95元,罚款人民币230万元,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警告,罚款人民币5万元。此外,河南焦作解放农商行、浙江松阳农商行等机构也在同一天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

  从此次公布的处罚决定中可以看出,涉及农商行的主要包括违反涉及房地产、政府债务方面的融资规定,违规虚增存贷款的违法违规、信贷资金被挪用、员工参与违规资金行为、同业融资超监管指标等问题。

  除此之外,因内控不严,未严格执行相关制度与规则,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及相关责任人被罚31万元;其参股银行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因普惠金融系列报表数据不真实被罚25万元;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常州市新北支行及相关责任人被罚40万元。《金融时报》记者发现,此次处罚的覆盖面和深度都有所加强,这存在至少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农商行角度,经济状况进一步下行,农商行在县域的经营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县域经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而自身转型的效果尚不明显,合规意识不足,内控机制不健全;另一方面,从监管要求来看,银保监会加强了对农商银行的定位的要求,进一步强调其支农支小,服务地方经济的角色。

  1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下简称《意见》),要求农商行要将业务重心回归支农支小的信贷主业,确保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保持适当比例,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贷款在贷款总量中占主要份额,严格控制大额贷款投向和投放比例,合理降低贷款集中度和户均贷款余额。具体在考核指标上,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要逐年提高直至超过80%,大额贷款占比要逐年下降直至低于30%。

  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末,全国有农商行1436家。在助力县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随着农商行的发展,频频传来业务违规的负面消息。据统计,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银保监会加大了对农商行的处罚,全国范围内与农商行相关的处罚机构和罚款金额占比均超过50%。这就要求农商行认清形势,坚守底线,着力调整好自身信贷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控,践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责任,全力做好“三农”和小微服务。(记者 张宏斌)

 

 这些涉农机构和个人为什么被罚?

  近两周,中国银保监会及其各地分支机构陆续公布了2018年对所辖金融机构的行政处罚信息。根据银保监会官方网站的公开数据,截至发稿日,银保监会机关、各监管局和监管分局2018年全年共开出罚单达3800多张,累计罚没金额超过20亿元,其中所列违法违规事项主要涉及贷款、票据、同业等多类业务。

  从数字可以看出,2018年监管部门对银行业机构的处罚频次和力度是空前的。其背后是严监管的坚定态度——监管部门希望通过适度把控监管频率和力度,警示各类银行机构坚守住防控风险、规范经营的“红线”。

  而从这一年的罚单情况看,有很大比重涉及农村金融机构。

  据《金融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部分罚单未标明被处罚机构),从2018年6月份至2018年年底,银保监会机关和各监管局共开出罚单约500张,其中针对农商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有163张,涉及罚没金额超9000万元。由于更多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罚单是由监管分局开出的,因此单从数量上看不出相应的监管频次和力度,但违法违规事实类型却较为集中。

  引导银行机构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是2017年以来的金融监管总基调,并初步体现在行政处罚方面。据粗略统计,有一半以上的针对农金机构的罚单,与贷款“三查”(即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不到位有关,这导致了包括贷款违规发放、贷款发放总额度或集中度超标以及贷款被挪用投资房地产或股市等问题的发生。

  同时,排除现场检查监管因素,贷款管理问题的出现仍有较强的区域性特征。例如,9月中下旬,海南银保监局就因“违反并购贷款风险管理规定,超限额发放并购贷款”,处罚了7家当地农村金融机构及其责任人。

  2018年金融监管的另一特征是,罚单处罚对象占比发生显著变化。往年,监管罚单的受罚主体一直是以机构为主。2018年初,原银监会印发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指引》,意在强化从业人员管理,并督促银行机构建立覆盖全面、授权明晰、相互制衡的管理体系。相应地体现在,对银行从业人员处罚的罚单数量远超过机构。

  其中深层次的监管意图在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强化内控,并将责任落实到人,提高各级责任人的风险防控和自我约束意识。记者发现,业务处理不审慎以及为关系人办理业务等违法违规事项不在少数,特别是部分一线员工或分支机构的内部风险把控较为松散;同时,由于机构业务审批日趋电子化,这也给了违规行为以可乘之机。

  另外,记者注意到,监管部门在过去一年对省联社的监管力度也有所加强。2018年年中,银保监会协调相关银监局对内蒙古、江西、河南、广东、四川共5家省联社现场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了行政处罚,合计罚款3172.7万元,并对其63名责任人员分别给予取消任职资格、警告和罚款等决定。其中处理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省联社的监督与治理职能方面。例如,针对四川省联社的主要是违法投资设立企业、违规人事任命以及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存在缺陷等问题,而针对内蒙古省联社则偏重牵头组织社员机构投资理财、信托产品并形成风险的事项。这些处罚意在警示省联社应严格履行被赋予的“管理、指导、协调、服务”在内的八字职能,并切实发挥在引导机构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和防范地域性风险方面的作用。(记者 宋珏遐)

 

农商行:回归本源,专注主业

  新年伊始,银保监会及其分支机构仍保持着严监管的节奏。在2019年新开出的监管罚单中,被处罚的农商银行不在少数。而另一边,针对农商银行经营定位与金融服务能力的考核指标体系也在近日发布。其中的内容表明,未来对农商银行的监管将向更为全面的回归本源的方向转变。

  由于农商银行普遍改制时间较晚,这一群体中的部分在内部控制和业务流程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缺陷,使其在对各层级业务人员和分支机构的管理方面不够严格和规范,造成了一定的业务违规问题。以《金融时报》记者的整理情况看,2018年银保监会及其分支机构对农商银行开出罚单所涉及的违法违规事项,绝大多数与贷款业务管理相关,而其中的大部分又是由贷后监督不力或业务人员违规操作造成的。例如,贷款放出后流入房地产市场或被挪作他用、业务人员向关系人违规发放贷款、 从业人员与授信客户发生非正常资金往来等内容,在罚单信息中反复出现。

  治理能力方面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农商银行在内控和业务流程方面的完善仍需时日,在这期间监管部门应从外部严格把控因违规放贷或信贷资金监督不力造成的风险隐患;另外,在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贷款违规流入楼市和股市的可能性仍无法避免,这会引致杠杆率和楼市、股市风险的进一步增加。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贷款业务管理仍将会是针对农商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

  罚单内容集中于贷款管理,并不代表其他方面就没有问题。农商银行近些年在业务结构和跨区域经营方面也存在着疏漏。

  银保监会在近日发布的《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 强化治理 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中指出,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少部分农村商业银行出现了经营定位“离农脱小”的盲目扩张倾向。从机构年度的业绩报告中也不难看出,部分农商银行受利润驱使,在业务的范围和地域上进行了较大范围拓宽,出现了不少风险。据了解,除了上市农商银行进行跨区域经营外,其他农商银行也有通过联合放款等形式参与到跨区域业务之中,甚至有一些机构还未掌握业务风控的主动权,这将带来较大的区域金融风险。而在业务范围拓展方面,监管影响下同业业务比重压降较大,但投资类业务有取而代之的趋势,这也可能埋下一定隐患。

  针对于此,一方面,农商银行应专注服务本地、下沉服务重心,严格审慎开展综合化和跨区域经营;另一方面,农商银行也要确保信贷资产,特别是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贷款在总资产中保持适当比例,并严格控制大额贷款投向和投放比例,合理降低贷款集中度和户均贷款余额。农商银行这一类区域性的小法人机构要想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仍需全面落实回归本源的要求,这也将是未来的监管走向。(记者 宋珏遐)

责任编辑:范琛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