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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稳中求进 把握发展大局
金融界两会代表委员共议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3月11日,参加全国两会的金融界部分代表委员应邀到金融时报社接受集体采访。代表委员们以“坚持稳中求进 把握发展大局”为主题,共议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推动金融改革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积极发表真知灼见。

  金融时报社社长邢早忠对代表委员们接受集体采访表示感谢。他表示,5年来,各位代表委员带着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热切期盼,积极参政议政,说真言、讲实话,提出了很多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的好建议、好议案、好提案。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对解决当前问题、促进金融改革发展、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将起到很大的作用。《金融时报》将密切关注、积极报道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进程,为我国金融事业改革发展站好台、鼓与呼。 

  于学军:当前货币政策面临挑战

  

  于学军(全国人大代表、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2016年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达到155万亿元,是同期GDP的2.08倍,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2017年M2的预期增长目标定为12%,而GDP的增长目标是6.5%,二者的差距显然会越来越大。我觉得,货币信贷投放规模过大,将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带来明显的影响。

  货币政策目标以M2增速来衡量,长期比较稳定,但现在看起来值得重新探讨。主要是M2这个指标经过不断扩充,基数越来越大或过于庞大,对宏观经济及其调控已不太敏感。比如,去年一季度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资产泡沫化现象,但M2的增长并不高。实际上真正与宏观调控联系密切并敏感的指标是M1,M1去年上升很快,全年增长超过2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拿M2来确定宏观调控目标,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误导或误判。比如,去年的M2增速是11.3%,虽然低于13%的预期调控目标1.7个百分点,但从一季度之后,货币信贷膨胀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另外,从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所处的环境来看,我认为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敏感时期。2014年上半年以前,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当时的基础货币投放主要由外汇占款大量增加形成。而2014年下半年之后,随着外汇储备开始减少,之前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自动出现收缩态势,货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应出台了一些新的货币工具。那么,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工具,怎么把货币调控好,做到不松不紧,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未来两三年,全球的经济发展格局和中国经济的增长环境、状态等都会发生不小的变化,作为宏观调控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一个政策,货币政策如何把握好,确实考量着调控的艺术。 

  赖小民:引导金融资源流入实体经济 要靠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

  

  赖小民(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听了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经济有喜有忧,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十三五”实现了良好开局,但是又有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需增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不容忽视的挑战。总体来说,当前的经济形势喜忧交集,喜大于忧;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商机和风险同在,商机大于风险;经济总体看好,总体风险可控,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金融机构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防止“脱实向虚”。那么,如何引导金融资源流入实体经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我认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是简单的货币刺激,也并非理想中的依靠政府产业政策指导、金融信贷政策扶持等,引导金融资源流入实体经济要靠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通过市场化改革和相应的制度重构来解决资本的高效配置问题。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的发展深度不足,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未有效带动资本形成及资本产出效率的提升。一方面,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远未成熟、资金价格决定机制仍未市场化,全球宽松货币周期加剧了金融体系“虚投空转”;另一方面,流向实体的金融资源也存在配置错位与效率折损问题,即便资金流入了实体企业,也并不意味着企业将资金投资于实体制造业。所以,引导金融资源流入实体经济要靠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深化金融改革始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对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有三点建议:

  一是畅通货币传导机制,推动金融要素价格市场化。要健全利率走廊机制,完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不断优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全面提升金融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率。

  二是提升金融机构风险识别与定价的核心竞争力。现代金融活动实际上均围绕风险运作,所有的金融产品本质上都是风险和收益的组合。要推动金融机构全面提高承担风险、管理风险和配置风险的能力。包括强化自上而下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将其扩展到风险治理和风险文化;以资本为抓手进行资本管理,覆盖风险偏好、限额管理以及业绩考核;在风险管理工具上,强调风险转移和配置,重视金融衍生产品的作用,善于运用对冲等工具进行定量化和模型化风险管理;探索投贷联动、科技保险、绿色金融、信用增进机制等回归服务实体本位的金融创新手段。

  三是建立有利于“脱虚向实”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现代金融的虚拟创新与高杠杆特征,加深了金融体系的高风险性与不稳定性,这对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的金融监管要求越来越高。金融监管改革要更多关注回归“风险监管”的本位,建立金融风险的“全清单”监管体系,完善全风险、全过程监管;要打造“审慎监管”文化,将金融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从“审慎监管”角度进行修订完善;要完善统计监测体系,及时全面了解跨市场交易规模和资金流向,提高监管对金融风险警惕性、前瞻性和敏捷性的反应,同时还要抓紧建立各监管机构的执行流程和监管信息的共享机制。 

  周振海:个人金融信息安全亟待立法保护

  

  周振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近年来,“徐玉玉被诈骗案”、“清华大学教授被诈骗案”等一系列电信诈骗案件使得个人金融信息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个人金融信息泄露在给金融消费者带来经济损失、对我国金融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凸显我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立法的不足。

  目前,我国《刑法》、《商业银行法》、《反洗钱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征信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均有涉及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规定,但缺少一部关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专门、统一的立法,尚未对个人金融信息的概念范畴、保护范围、权利义务、监管主体、法律责任等进行明确统一的规定,无法对我国个人金融信息安全提供基本法层面的直接保护。鉴于个人金融信息的重要性、特殊性和信息泄露导致的危害性,有必要尽快制定《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条例》,从法律层面对个人金融信息进行直接保护,为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与法治环境。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立法,应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明确个人金融信息基本概念、内涵及信息主体权利。建议通过概括列举的方式明确个人金融信息的基本内涵,避免个人金融信息法律保护范围过于狭窄或失之过宽。为充分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利,建议明确规定信息主体对其个人金融信息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如知情权、选择权、异议权、索赔权等,并为信息主体提供完备的法律救济渠道。

  明确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建议明确规定金融机构收集处理个人金融信息所应遵循的合法、合理、必要、最小限度等基本原则。根据个人金融信息的重要性、敏感性,实行个人金融信息等级保护制度。基于公共利益或业务需求,明确个人金融信息保护例外情形,有效平衡个人金融信息在有效保护和合理使用之间的关系。

  明确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监管主体、监管职责和监管措施。为提高监管效能,建议明确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监管部门,并通过立法授予监管部门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监管职责、权限。为确保监管部门有效履行监管职责,应明确授权监管机构有权采取的监督检查方式及行政措施,以此构建完善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机制。

  明确金融机构对个人金融信息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建议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对个人金融信息享有的法定权利,同时对金融机构在收集、使用

  和对外提供个人金融信息时应遵循的法定义务、信息安全防护技术要求进行明确规定,以立法形式要求金融机构建立个人金融信息使用管理制度、个人金融信息数据库分级授权管理机制,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确保金融机构全面履行义务,切实防范金融信息风险。 

  周学东: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强比特币监管

  

  周学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主任):今年我提出10件代表建议和议案。今天我简要谈谈为什么提出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议案和关于加强比特币等监管的建议。

  第一个问题,关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次会议上代表们就这个问题提的比较多,可能与去年山东临沂“徐玉玉案”的发生有关。那是一起典型的个人信息泄露和电信诈骗案件。后来案子虽然破了,犯罪嫌疑人抓到了,也惩处了,但是没有看到追究信息泄露的责任人。由此可见,个人信息的泄漏和侵权是多么严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

  目前,大概有9个领域的部门或机构掌握了个人信息。公安部门掌握了每一个公民的户籍信息、家庭住址信息、家庭成员信息;金融部门,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掌握了公民的账户信息、财产信息、交易信息、信用信息;教育部门和学校掌握了公民的就学信息、学历信息、考试成绩信息等;税务部门掌握了公民的纳税信息;劳动人事部门掌握了公民的人事档案信息;电信部门和机构掌握了公民的通信信息;交通、铁路、民航等部门和企业掌握了公民的出行信息;医疗卫生部门掌握了公民的疾病信息、看病就医的信息;司法部门还掌握了公民的诉讼信息等,这还只是传统的信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越来越快,互联网公司通过网上搜索、浏览,还掌握了公民很多的消费信息、社交信息等。这些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因此,可以想象,在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情况下,我们都处在信息完全暴露、甚至被滥用和侵权的环境下。所以,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明确什么原则呢?这次人民代表大会要审议《民法总则》,在《民法总则》第109条就规定了自然人所享有的9项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我也提出建议,希望在《民法总则》第109条里再增加一项个人信息权。同时明确,收集、使用公民的信息,一定要遵循法律确定的原则进行。一是公开性原则,也就是说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的到底是哪些机构,必须要公开,而且要禁止个人信息被秘密收集和处理。二是限制性原则,即公民信息在使用过程中要坚持合法性原则,要坚持最少、有效的原则,也就是说够用就行,不是越多越好。三是数据质量原则,也就是说收集的信息应当准确、完整,还要及时更新。四是责任与安全原则,就是在个人信息保护上,数据控制的机构必须要承担法律主体责任。五是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原则,就是要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查询权、异议与纠错权,甚至是可携带权等,这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们期望今年或未来几年内能将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中。

  第二个问题,关于比特币的监管。这两年,比特币等所谓的网络虚拟货币在年轻人中比较热,投资比特币的大多是一些年轻人。所以,我的关于加强比特币等网络虚拟商品监管的建议可能年轻人比较关注。今天早上有一条新闻,说美国证监会即SEC否决了美国一个比特币交易机构提出的要在交易所发行比特币基金即ETF的申请。

  根据人民银行总行部署,我们从今年1月初开始,对比特币交易平台进行了持续的现场检查。两个多月来查出了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部分机构涉嫌违法从事金融业务,包括融资融币、连续交易、集中撮合等。二是这些机构基本上还没有建立反洗钱的内控制度和内控措施。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利用比特币洗钱和利用比特币逃避外汇管制是有的,但数量并不大。需要关注的是,比特币等网络虚拟商品交易的泡沫非常大。今年1月,比特币价格从去年底的4000多元冲高到8800多元。中国的比特币交易量一度占了全球的99%。实际上,真实的交易量没有这么多,主要是一些机构和投资者通过高频交易做“对敲”,即制造虚假的交易、“刷单”,做大业务量。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一些PE、风险投资者希望藉此做大市场份额,吸引投资者关注。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检查和监管。

  当然,对比特币国际上也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好,另一种声音说坏。说好的认为比特币是互联网技术发展中的伟大创新,是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最佳范例,对观察和推广区块链技术应用很有意义。说坏的认为比特币就是一个骗局,彻头彻尾的金融传销;还有的说就是一个泡沫,迟早要破灭,包括主流的经济学家像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等,都是比特币的反对者。国内也有两种声音。

  从对公众负责任的角度来看,对比特币等网络虚拟商品交易平台的确要有一定的监管。没有一定的监管,它的泡沫就会被炒作得非常大。因此,我提出建议,从短期来看,划一些红线。比如说,不得采取杠杆交易、融资融币,不得采取免交易手续费的方式推高交易量、操纵交易价格,不得违反反洗钱规定或者参与洗钱,不得违反外汇管理规定,不得将比特币代替法定货币用于支付结算,不得偷逃税款,不得进行虚假宣传或进行非法传销,不得违规开展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也就是说,短期内先要设定监管底线或监管红线,这些红线不能触碰,触碰了就要处罚。从长远来看,一定要纳入地方管理的商品类交易平台监管范围,由地方金融办(局)实施主体监管或机构监管;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证监局、保监局、工商局、税务局等实施功能监管;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从支付结算、账户管理、反洗钱、外汇管理的角度实施功能监管。总之,对比特币等交易平台要包容创新,审慎观察,但从中国国情出发,还是要适当地管起来,不管肯定是不行的。

  王学东:我国融资租赁业服务实体经济作用日益凸显

  

  王学东(全国人大代表,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连续发布《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两个文件后,我国融资租赁业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在服务实体经济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继银行、证券和信托后的第四大金融工具。截至2016年年末,全国融资租赁企业总数达到7120家,其中金融租赁59家,内资租赁204家,外资租赁6857家;融资租赁余额约53300亿元,其中金融租赁余额20400亿元,内资租赁余额16200亿元,外资租赁余额16700亿元。金融租赁公司租赁资产规模占比近40%,成为行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目前,我国融资租赁业已经在航空、船舶、能源电力、工程机械、商用车、农机、医疗等领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品线,有效增加了相关行业的投资、生产和消费,租赁资产分布领域不断扩大,行业配比更加均衡,金融服务能力显著提升。部分融资租赁公司设计开发了专业化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租赁产品,增强了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部分大型租赁公司通过在保税区设立项目公司方式开展飞机、船舶等融资租赁业务,成为国内公司进入国际高端市场的成功典范;一些租赁公司的业务从以境内为主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举转变,加快国际化步伐,助力国产飞机、发电设备等大型装备“走出去”,拓展业务发展新空间。

  尽管近年来我国融资租赁业得到快速发展,但截至目前的融资租赁GDP渗透率(年租赁交易量/年GDP)仅为5%左右,相比租赁业发达国家18%至30%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融资租赁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影响行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为更好地发挥融资租赁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的作用,建议相关各方从法律、监管、税收等方面进一步研究、制定扶持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政策,以尽快缩小我国融资租赁业与发达国家融资租赁业的差距,提升融资租赁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的覆盖面和市场渗透率。

  其一,完善融资租赁法律和司法体系。推动包含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在内的融资租赁法的起草工作并尽快出台,使整个租赁行业具备国家层面的根本性法律保障。

  其二,促进租赁融资渠道多样化、便利化。发挥金融租赁公司信用优势,放宽金融租赁公司金融债发行、资产证券化等创新类融资产品的审批,允许金融租赁公司在交易所市场进行债权融资,改变目前金融租赁公司融资主要依赖银行同业资金的格局。

  其三,改善融资租赁税收政策。允许售后回租业务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便于承租人纳税时抵扣租赁利息支出,降低承租人租赁融资成本;借鉴爱尔兰、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做法,允许租赁公司开展飞机、船舶等经营性租赁业务参照融资租赁业务执行扣减融资成本的差额征税政策,降低租赁公司税负,提升其在国际租赁市场上的竞争力。

  张文汇:加大对吉林老工业基地金融支持力度

  

  张文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行长):2016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转型升级和振兴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机遇。由于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不灵活等历史问题,与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去产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等因素相互叠加,导致目前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仍然比较艰难,金融支持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

  一是银行机构对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和传统产业的信贷支持处于两难局面。吉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和传统行业占比较高,部分企业受市场变化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且银行存量债务包袱大,银行机构面临继续支持则风险大、压缩收回则导致企业发展更困难的两难境地。二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信贷需求难以有效满足。近年来,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加快发展,推动涉农贷款需求类型从短期小额逐渐向长期大额转变,但受土地经营权、林权等抵押贷款手续繁琐、抵押品处置困难等因素影响,金融机构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信贷需求缺乏畅通、有效的满足路径。三是在经济转型中,接续产业融资难问题仍较为突出。吉林省风险投资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投资能力不足,对经营起步期的新兴产业及上下游企业支持能力有限。四是项目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竞争信贷资源能力不足。受财力所限以及吉林省部分县域基础设施项目贷款配套资本金及时、足额落实到位难度大等因素制约,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信贷资源支持。五是直接融资发展滞后。吉林省大型企业参与直接融资起步较晚,市场知名度低,机构投资者认可度不足,部分有直接融资意愿的中型企业信用等级低,难以参与直接融资,实体经济对间接融资依赖度高。

  针对以上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优先在东北地区开展“债转股”试点,支持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革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企业渡过阶段性难关和实施兼并重组。

  二是对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产生的不良贷款放宽税前贷款核销条件,允许扩大税前提取拨备范围,支持老工业基地银行机构化解不良资产。

  三是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对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支持引导作用,对于老工业基地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适当降低最低资本金比例要求,提升东北地区项目建设的贷款竞争力。国家和省级财政共同出资建立老工业基地新兴产业引导基金、贷款担保基金和风险补偿基金。

  四是银行机构加大对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倾斜,对于老工业基地的技改项目贷款、兼并重组贷款和民营小微企业贷款等单独设置信贷规模。下放部分产品创新权限,支持老工业基地银行分支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五是进一步完善优化农村金融创新环境。简化土地抵押登记程序,提高土地抵押流转登记效率。加快农村物权融资中心建设,搭建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有效处置。

  殷兴山:加快破解企业破产重整瓶颈

  

  殷兴山(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有效处置“僵尸企业”,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破产清算。近年来,浙江省积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和措施,采取了包括破产重整在内的多种举措,清理“僵尸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从实践情况来看,当前企业破产重整工作还面临一些障碍,主要有以下三大瓶颈。

  一是税收减负难。企业进入重整程序后,按照税法规定,所豁免债务要确认为债务重组所得,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如无相应的成本和亏损进行抵扣,该部分豁免债务需按2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给重整企业造成较大负担。

  二是融资解困难。破产重整要有新的资金注入,实践中企业重整获得注资面临一定困难。比如,企业原有股东大多不具备增资实力,政府注资更多考虑稳定且有重要影响的大型企业;战略投资者看重的是企业的重组价值,而大多数传统行业企业恰恰又不具备。企业重整本身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加上重整企业可能已经没有或仅剩少量资产可供融资担保,贷款偿还风险较大,银行机构对参与企业重整融资持谨慎态度。

  三是信用修复难。由于重整后企业仍然保留原先企业的经营主体和组织机构代码,重整前企业及其股东的不良信息仍无法修复,如征信系统无法赋予重整后企业以新的信用记录,税务部门信用系统无法更新企业税收缴纳及奖惩信息,司法系统的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系统的失信记录也无法修复,导致企业重整后难以开展再融资、招投标等经营活动。

  因此,完善市场出清机制,推动企业破产重整,必须在关键政策上取得突破。

  一是完善企业破产税收机制。建议全国人大修改《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修改《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区分企业正常经营与破产清算、破产重整的税费征收标准,明确对破产重整企业减免征收的税费种类、征收率及税收优惠等。建议全国人大修订《税收征管法》,将破产企业的税收管理单列,明确税务机关按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受偿税收债权,不提前要求破产企业支付税款,对债权依法受偿后仍然欠缴的税款凭法院裁定书予以核销。地方政府出台破产重整企业资产保有环节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优惠政策。

  二是完善破产重整企业融资机制。建议国务院适时对《贷款通则》进行修订,赋予金融机构参与企业破产重整时减免贷款本息的权利。同时,建议国务院出台支持企业破产重整的指导意见,引导金融机构在市场化、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加大对破产重整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企业破产重整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

  三是完善破产重整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建议国务院修改《征信业管理条例》,明确破产重整企业的信用修复管理规定。考虑到现实条件,建议国家税务总局、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先行出台重整企业税务信息、司法信息以及征信信息等修复操作办法,对这些信用修复业务的范围界定、前提条件、实施主体、工作流程、责任义务、修复效力等方面作出具体的表述。

  滕秀兰:进一步激发农村金融机构活力 强化其服务“三农”功能

  

  滕秀兰(全国人大代表、漳州农商银行董事长):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对“三农”工作高度重视,对农村金融机构也一直非常关心。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每年都对“三农”工作着墨颇多。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强化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功能”。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支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立足县域,加大服务‘三农’力度”等。

  作为一名来自农信系统,来自支农一线的人大代表,结合自己的基层工作实际和调研情况,我深切感受到当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制约了其服务“三农”功能的发挥。为进一步激发农村金融活力,更好地支持“三农”、小微企业发展,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议对农村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降低纳税负担。对地处市区且涉农贷款占比大的农商银行增值税参照县域农商行标准实行简易征收政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的通知》规定,“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银行业机构全资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法人机构在县(县级市、区、旗)及县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收入,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按照这条规定,法人机构在市区的农商银行需要按照6%征收增值税,甚至其在县域开设的网点也同样按照6%缴纳增值税。而由农信社改制而来的农商银行改制不改向,仍然是支农的主力军,监管部门每年均同样下达支农支小的监管指标。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根据区域不同,对地处市区且涉农贷款占比大的农商银行增值税参照县域农商银行标准实行简易征收政策,降低纳税负担,让城乡“三农”金融服务的机构能够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第二,建议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股息红利实现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以农商银行为例,农商银行按2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后,其自然人股东再按20%税率缴纳红利所得税,税赋约占利润总额40%,再加上房产税、印花税等,税赋与所得之比将近1∶1,自然人股东回报过低。如果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股东的回报率持续过低,将影响股东入股意愿,最终将影响资本金的筹措和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加大经营风险,不利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继续发挥支农支小、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目前财税《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规定:上市公司及在新三板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实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最高优惠可全额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为支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参照财税《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农商银行股息红利实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持股1年以上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三,建议适当降低农商银行申请金融牌照的门槛。当前,一些发展较快的农商银行各方面的经营指标已经优于城商行,但在市场准入和监管要求上却存在一定差别,导致在多个领域开展业务仍面临较大的牌照限制,无法满足新形势下一些涉农企业、小微企业的融资租赁需求以及农村金融消费者的理财多元化需求。

  建议监管部门能优先支持和选择监管评级较高、综合实力较强的农村金融机构作为综合化经营试点,支持降低开办新业务准入门槛,支持优质的农商银行开办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工具承销、衍生产品等金融业务;支持优质农商银行申请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牌照,为各市场主体提供打通信贷、债券、货币、证券、基金、资本、外汇市场的综合金融服务,增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能力,更好地支持“三农”发展。

  穆合塔拜·沙迪克:普及金融知识 引导各族群众运用金融政策创业

  

  穆合塔拜·沙迪克(全国人大代表、工行乌鲁木齐市明德路支行行长助理):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新常态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调结构是全国当前面临的紧迫形势与重要任务,“创新”与“转型”成为了时代主题。

  工商银行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环境下,尤其是在当下互联网金融创新浪潮风起云涌、群雄竞相争霸的时代,传统业务市场份额优势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为应对冲击和挑战,工商银行需要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品质,以工商银行为载体,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

  新疆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少数民族客户是新疆各家金融机构重要的客户群体,做好少数民族客户群体服务工作是新疆金融机构保持经营稳定的重要支撑,也是促进新疆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特别是结合2010年、2014年召开的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紧扣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首要任务,服务并维护好少数民族客户群体,首先需要培养一支既懂业务又精通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大堂经理队伍,避免由于交流不畅导致客户流失或引发与客户之间的业务纠纷,同时配合网点转型工作,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客户学会使用各类自助机具。此外,还需要创新金融服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做好“三农”及民生领域金融服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做好扶贫帮困工作,着力解决贫困乡村、贫困农牧生活和教育问题。为此,工商银行新疆分行各级机构积极组织动员,纷纷成立驻村工作组,深入乡村,融入村民,为老百姓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也是在新疆这个民族特色浓郁的地区促进网点转型的可行手段。

  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小微客户群体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就业岗位,事关民生与发展大计,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困扰小微企业。拓展小微客户金融业务成为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促进银行业自身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此我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金融教育培训项目,拓宽服务渠道,扩大金融覆盖面,提升普惠金融程度,培育弱势群体持续获得金融服务的能力。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普及金融知识,引导各族群众善于运用金融政策创业。

  闫冰竹:通过“鲶鱼效应”激发金融市场活力

  

  闫冰竹(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做好今年政府工作,要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

  目前,在金融领域中,总体的金融供给仍然不足,金融的微循环不畅,金融资源的配置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要破解这个问题,需要更加重视和充分发挥中小银行的作用,通过“鲶鱼效应”,激发竞争活力,更好地适应和引导金融需求。

  同时,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快推进“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进程中,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正在积极参与,已经成为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市场主体。这就要求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也积极投身到“一带一路”战略的进程中。

  建议按照着眼长远、战略先行的原则,从国家层面制定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总体规划,充分调动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力量。坚持统筹规划,总体部署,进一步提升对中小银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战略作用的认识程度,明确中小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关注行业、主要项目、时间节点、路径方式,引导中小银行有序推进、科学支持。对中小银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充分了解中小银行的发展情况和中小企业的服务需求,在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注意倾听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的声音,稳步提升中小银行的贡献度和影响力。在具体实施中,可以按照循序渐进、行稳致远的原则,采用“先试点、后推广”、“先境内、后境外”、“先单一、后多元”等鼓励政策,推动中小银行在练好内功的基础上,稳步拓展“走出去”金融服务,并逐步探索境内境外联动营销、网络化智能化等综合金融服务,扎实有序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对金融风险防控提出了明确要求。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建议从多个层面持续提升金融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

  在宏观层面,建议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进一步放大我国“金融稳定器”作用,构建新型全球经济稳定机制,形成全球金融安全网,更好地防范全球金融风险。在市场层面,构建多元化、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实践证明,大力发展中小银行,有助于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这也有助于降低金融企业客户集中度和风险隐患。在微观层面,进一步深化金融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坚持对资本监管,让市场选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强化风险治理能力。通过“轻资本”、“轻资产”等战略,加快经营转型,消除周期性和结构性风险隐患;通过树立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积极引入或自主开发新型风险计量工具、模型和平台,多渠道化解处置存量不良资产,实现金融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梅兴保:坚守并完善服务实体经济的机制模式 

  

  梅兴保(全国政协委员):我国金融业发展很快,为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支撑,但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持续多年,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对此反映强烈。各金融机构特别是各商业银行也都想了很多办法,总是效果不佳,究其原因,固然有实体经济本身许多企业存在产能过剩、产品不对路、经营效益较差的问题,但就金融业来说,我们要从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机构体系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模式中去寻找原因,发掘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动力或内在动力。

  分析现阶段金融机构,特别是各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或持续盈利模式,普遍存在以下几种现象:资金在各相关金融机构即同业之间内部转动多;资金在一个金融机构内部循环多;金融机构以自身方便的条件以钱炒钱的多;金融系统资金用于房地产多。

  当然,金融机构面向市场进行资金配置,在系统内部有一定比例的周转调剂,用一定比例的资金在金融市场(主要是货币、外汇、黄金、债权)进行投资,同时根据产业政策的导向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向房地产,这是正常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资金偏离太多,数量很大,挤占了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新技术产业的融资空间,因而实体经济融资难;同时,这些资金自我循环和用于房地产的炒作,抬高了资金成本,引起实体经济融资贵。为了扭转这个局面,金融行业各类商业性服务机构,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基本任务,坚守并完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营模式。

  明确为实体经济服务,既是金融业生存发展之道,也是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和适当的行政手段,引导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在社会上取得大致相当的平均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一旦出现实体经济普遍经营困难而金融业普遍盈利较高的不平衡现象时,应及时运用利率、费率、财政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要研究调整现行的工商注册商事制度和金融监管法规,根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进一步明确经营范围,防止偏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去搞跨界投融资。

  改进和完善现行对金融业的考核激励机制。对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出现不良资产甚至资产损失时,要区别对待。为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如因政策、灾害、发生案件等原因而非个人或经营者的过失时,应对经

  营、经办者免于处罚。主管、监管部门要制订专门针对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考核指标体系,不能简单用贷款指标代替。

  分别制订债转股、投贷联动的法规和办法,帮扶符合条件的实体经济主体。明确银行进行债转股的对象是经营有前景、产品适销对路而因债务较高发生暂时困难的实体企业;开展投贷联动的是有关部门推荐的科技创新型企业。

  此外,隶属于金融机构的房地产公司,应限期退出。安排组织金融机构(重点是国有金融机构)的业务骨干,分期分批去实体企业(主要安排到工业、农业、科技创新型企业)挂职,让他们熟悉实体经济经营特点,培养与实体经济交流互动的情感。 

  王景武:出台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法迫在眉睫 

  

  王景武(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近年来,个人金融信息被大量非法买卖,金融领域一系列银行卡盗刷及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对社会公众利益和金融体系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目前,涉及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比较分散,立法意图也并非以保护个人金融信息为主,无法对个人金融信息进行直接、全面的保护。在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难度大的现实情况下,亟须出台专门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法,切实保护个人金融信息。

  出台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法具有现实意义。

  一是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立法步伐缓慢,尚未出台专门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仅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中有涉及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条款。二是监管部门对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监管不到位。现行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监督管理部门,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多头监管与监管职责不清并存的情况。三是对侵害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追究和打击力度不够。刑法虽然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相关罪名,但对于侵犯个人金融信息权益的一般违法行为无法适用,实际工作中对泄露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立案、判刑的先例也极少。四是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意识有待进一步强化。社会公众对个人金融信息的重要性、金融信息保护的相关细节以及个人金融信息合法权益被侵犯后的解决途径普遍缺乏深入了解,风险防范意识较为薄弱。

  基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现状,应当从以下方面,建立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基本制度,加快推进立法进程。

  一是明确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金融机构在收集、保存、使用、对外提供个人金融信息时,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防止信息泄露和滥用。二是明确个人金融信息的基本内容。明确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范围实质上就是界定产权的边界。三是明确个人金融信息主体的基本权利。个人金融信息主体应当是个人金融信息的所有者,对其自身的金融信息享有所有权,能够占有、使用和处置自己的金融信息。四是明确个人金融信息跨境报送的基本要求。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金融机构不得向境外提供境内个人金融信息。五是明确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例外情形。在强调对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同时,出于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因素的考虑,也应明确适用于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例外情形。六是明确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监管机构。指定中国人民银行各级机构和其他相关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监管,明确监管职责,赋予必要的监管手段。 

  白鹤祥: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白鹤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过去五年,我的职务由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变为西安分行的党委书记、行长,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没变,建言献策、协商议政的责任心、使命感没变,关注民生、情系百姓的初心没变。

  五年恪尽职守,不辱使命。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一种组织形式,是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具有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两大职能。政协委员不仅是荣誉,更是使命和责任。作为经济界别的委员,自己找准界别定位,牢记责任使命,结合日常工作,在推动立法、建言献策、协商议政等方面认真履职尽责,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积极参与所在省市的委员考察调研活动,深入了解掌握经济金融社会民生的真实情况和困难问题,在认真思考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形成调研报告、理论文章、委员提案和政策建议。十二届政协共五次会议,本人先后提交提案32份,其中25份被大会立案。大会书面发言1次。履职涉及制定修改金融法律、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及消防人员职业化和扩大养老服务供给等多个行业和领域。许多提案建议已变成法规和政策文件。

  五年情系百姓,关注民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不仅结合日常工作实际,立足自己所熟悉的部门行业建言献策,而且针对社会民生方面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多体验调研思考,并提出提案建议。除了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预算法、社区再投资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机构破产法、存款保险条例、规范互联网金融、促进民营银行快速健康发展等相关立法和修法提案外,还提交了关于免费为新生儿建立脐带血和DNA库的提案、关于建立消防人员职业化制度的提案、关于盘活政府机关和国企培训中心等社会

  闲置资源以市场化方式扩大养老服务供给的提案、关于建立低保人员食品券制度的提案、关于将金融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提案等,涉及广大百姓日常生活和困难弱势群体的提案。许多提案建议不仅受到媒体、舆论和百姓的关注好评,引起相关政府部委的重视,加速了法规和政策的出台,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百姓认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只关心所在部门、单位、行业甚至小团体的利益,离百姓生活比较远的认识。

  五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回首五年,不仅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政策理论水平,履职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而且责任感、使命感和灵魂深处的家国情怀也得到了增强。我的《金融投资和消费知识的普及亟待加强》被列为大会书面发言,先后两次应邀参加俞正声主席主持召开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并就消防人员的职业化和将各级政府和国企所有的培训中心转型为养老机构等问题做了现场发言。其中,对于培训中心转制为养老机构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已发文明确相关政策推动实施。我为自己所做所获深感骄傲和自豪。

  委员有任期,责任无穷期。未来不管是否担任委员职务,我都将继续履行好关注经济金融和社会民生发展的责任,为推动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继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杨小平:着力助推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杨小平(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行长):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做好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服务工作,既是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金融系统落实服务实体经济本质要求的具体体现。现结合云南实际,谈一谈自己的初步思考和意见。

  经济决定金融。云南工业经济现状导致金融支持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一些突出矛盾。一是信贷存量难调整。在云南工业经济38个大类行业中,除烟草外,其他行业的产品大多数处在中低端水平,转型升级涉及面大、企业众多,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压力大,银行面临企业去杠杆不易、加杠杆也难的尴尬境地,调整信贷存量受到许多因素制约。二是信贷增量难扩大。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一方面,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还要持续一段时期,大量信贷资源必然向基建类项目集中,客观上对工业贷款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工业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杠杆率偏高,偿债风险较大,制约企业融资能力。2016年年末,云南省工业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比已由2011年年末的33.65%降至2016年年末的7.38%,其中2016年比2015年的降幅高达8.69个百分点。三是信贷投向难选择。工业传统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进入阵痛期,新兴产业培育步入爬坡期,但近年来,银行工业企业贷款不良率上升明显,少数大中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大量的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偿债压力较大,导致银行信贷投向选择难与企业获取贷款难矛盾并存交织。

  做好金融助推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服务,前提在认识,关键在改革,核心在落实。

  一是金融机构要深刻理解中央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重大意义,自觉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支持制造强国建设为己任,以助推工业企业改善供给侧结构和质量为主攻方向,切实在提高金融助推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狠下工夫,做出成效。

  二是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精神实质,抓住国家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传统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利时机,科学制定信贷增长计划,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围绕支持工业企业加快创新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等加强制度机制、产品和服务创新,为推动工业产能迈上中高端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三是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主动支持配合国家扎实做好去产能,坚决压缩退出“僵尸企业”和淘汰落后产能企业相关贷款,依法维护和处置金融债权,对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有效益、有发展前景的工业企业出现的融资困难,要加强银企对接,疏通融资渠道,盘活存量信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四是推动工业企业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股权债权融资力度等措施,帮助企业把杠杆率降到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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