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杂谈CURRENT AFFAIRS
杂谈 / 正文
从刀铲农具到国家信用

  中国铜钱,起源于实用的金属生产工具。中国虽然在商周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但直到春秋早期,金属依旧是十分宝贵的战略物资,大多用于礼器、兵器、乐器之类关乎政权存亡或者贵族享乐的用途。而广大农民只能扛着笨重的木石农具,刀耕火种开垦土地。春秋中后期,随着采矿与冶金技术进步,铜铁之类金属才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对于广大体力劳动者,金属工具本身的实用价值与稀缺性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硬通货。

  

  新石器时代纺轮

  春秋时代的几种主流铜钱,布币、刀币、环钱,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生产工具作为原型:布币,源于青铜铲。早期的布币被称为空首布,其首部有一空槽,只要插上木柄就可以扛着下地干活。刀币,也完全保留了作为实用工具的小刀形制。布币最早见于农耕发达的晋、周故地(山西、河南西部)一带,而刀币则大量出现在渔猎生产较多的齐地、燕地(山东、河北),也暗中作证早期货币与生产工具的紧密联系。环钱为圆形,中间有一圆形孔洞,故得名环钱,其模样、大小与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沿袭下来的纺轮一模一样。我们如今司空见惯的中空的古代铜钱样式,就起源于环钱。

  

  环钱

  战国之后,随着冶铁技术发展,金属工具日益普及,铜制工具不再是稀缺通货,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逐渐从工具的实用价值转移到金属本身的价值上。布币、刀币与环钱,在形态上脱离了生产工具的样貌,而变得小巧精致起来:布币体积明显缩小,铲齿变得圆润,铲首扁平;而环钱中间的圆形小孔也开始变成方形,以应天圆地方之意,成为后世常见的方孔铜钱之滥觞。

  铜本身价值有限,若用铜钱来做大额支付,非得是力能扛鼎的力士不可。好在战国时代生产力不高,广大农民消费能力有限,少量铜钱便足以应付开支。战国时魏相李悝算过一笔账:农民一家五口,耕百亩之田,全年的收成刨除自家口粮与官府租税,只剩三分之一,这些粮食全部换成钱,也不过一千多文。这个数量级的铜钱,平民日常使用刚刚好。

  升斗小民的柴米油盐可以用铜钱作通货,贵族们歌舞升平的大额开销若再用铜钱则未免不便。何况战国时代列国纷争,各国之间赏赐、赠礼、赔款,动辄花费巨万,策士们各种纵横捭阖,策反离间,也常常需要带着巨额钱款长途奔波,这些场景铜钱显然不足以应付。于是单价高、便携带的黄金成为贵族、国家之间的硬通货。《战国策》中诸侯、纵横家们一出手便是“黄金百斤”“黄金万镒”的记载比比皆是。考虑到古代黄金的单位是“斤”,一斤黄金一般值铜钱一万文,超过十户人家一年的收入,黄金也确实只能在上层社会和国家之间作为货币。

  战国之后,秦扫六合,始皇帝实现政治统一之余,将各地形形色色的货币也进行了整合。正式确立了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以方孔的半两钱为单位的货币制度。从此刀币、布币、环钱、蚁鼻钱等都终结于环钱的变体:外为圆形,内有方孔的秦半两钱,也就是后世常见的孔方兄模样。值得注意的是,秦皇虽然统一了货币,但并未将铸币权收归国家垄断。目前存世的秦半两钱,大小不一,重量各异,绝非统一标准铸造的产物,应是民间或者不同城邑各自为之。

  

  空首布

  毕生执著于大一统的始皇帝,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唯独放过铸币大权,看似不合逻辑,实则暗合经济规律。如前所述,战国以降,货币的价值在于金属本身的价值(铜、黄金),铸造足值货币就需要投入相应价值的金属作为原材料,几乎无利可图,反而要搭上铸造的燃料与人工成本。秦始皇对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兴趣寥寥也是情理之中。

  秦亡汉兴,汉承秦制,西汉早期的货币制度也是黄金、铜钱并行,且可以自由铸钱,只要合乎规制即可。一方面铸币权下放民间,增加了货币供应,刺激商贸流通与经济发展,史载当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但另一方面,少数王公贵族,守着铜矿当印钞机,迅速积累了足以对抗中央的经济实力,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重要诱因。到了汉武帝时代,为了抑制地方势力,政府终于下决心将铸币权收归中央。

  汉武一朝,内削王爵,外征匈奴,此外还用兵朝鲜、云南,屯田西域,以上每项举措都堪称超级碎钞机,很快就令国用不足。为了补贴国库,政府打起了铸币的主意:不再铸造传统的足额铜钱,而是用其他金属铸币,并赋予大额面值。例如白金龙币,用银锡合金铸造,重八两,规定值三千文钱。当时即使八两白银,也只值一千文,何况八两白金中还掺了一定比例的锡,其金属实际价值可能不到面值的四分之一。

  政府固然可以凭借行政权力,用白金按照自己规定的面值向民间购买物资,但无法阻止民众盗铸。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铸币本身没有任何技术门槛,如果货币足值自然不会有人愿意用真金白银仿冒盗铸,但若政府率先推行了不足值货币,面对数倍以上的利润空间,民间自然盗铸成风。史载白金发行之后,盗铸遍及全国,官府全力弹压,然而“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五年内“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文景之治时,西汉人口不过六千万,仅仅铸币一事就造成巨大的人口损失,可谓大型灾难片现场。这样的情况之后还发生过数次,汉武帝最终承认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改铸足额标准的五铢钱,新的三官五铢在上林苑统一铸造,成色十足且外有轮廓,可防止剪边。这次匠心出品的五铢钱获得民间认可,成为有信誉货币,一直到隋代仍在民间使用。李唐之前的历代铸币也多仿照此样,令五铢钱成为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古典时代的基础货币。铜钱作为民间商贸的主要货币之一的地位,则一直维持到明清。

  尽管汉武帝铸造面值大幅高于金属本身价值货币的尝试,以通货膨胀与社会动荡告终,但这一行为本身具有划时代意义:当官府用大面值,低生产成本的货币在市场上按照面值购买商品时,实际上是在用国家信用为货币注入价值。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弥补了货币面值与金属价值之差。接收不足值铸币的商家,一方面迫于国家强力收下通货,一方面期望国家强力能够保证这些通货按照面值正常流通,此时铸币已经超越金属本身成为一种价值符号,其上官府赋予的印记、花纹赋予了他远高于自身材质价值。从这个角度说,汉武帝白金龙币、马币之类铸币,本质上与后世纸币相类似,都是一种信用货币。如果使用良好,白金币其实可以像纸币一样,大大便利市场流通,毕竟随身携带几千枚铜钱远不如带几块八两重的金币便捷。并且信用货币的发行可以突破金属产量的限制,创造出适应经济需求的货币供应量,解决未来长期困扰后世王朝的通货紧缩问题。

  只可惜汉代经济理论并未意识到发行没有准备金的信用货币,实际上是国家在凭空创造购买力,从市场“抽取”资源。或者有意识到也很难管住自己印钱的手,反而把发行信用货币作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新型财源,发行无度,信用货币的投放很快超过市场实际货币需求,造成了严重通胀。再加上汉代铸币技术门槛不高,民间盗铸作坊遍地开花,大大加剧了信用货币供大于求的不平衡,最终导致货币信誉破产。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