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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更具智慧的“鲶鱼效应”

  居安思危,出自《左传》:“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指处于安逸的环境状态下,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危险与困难,进而提前防范。

  居安思危和防微杜渐,这两个策略搭配使用,就可以应对一个大问题——渐。

  世间的万事万物,人生的各种经历,大多逃不开一种内在规律,一字记之曰“渐”。丰子恺专门写过一篇名为《渐》的文章,他讲道,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着“渐”的助力。因为变更是渐进的,犹如从坡度极缓的长远的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觉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因此“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变迁的痕迹,这真是绝佳的骗人诡计。

  然而即便如此,诡计制造的假象总会有瞬间揭开或自己顿悟的一刻,危险和困难终究会到来。正是因为“安”会很容易地制造出稳定于现状的氛围与惯性,犹如温水煮蛙的“渐”,使人感觉不到过渡性变化,在沉浸在“安”的假象时危险已至,所以人们才应当学会居安思危。

  一切事物都在渐渐地发生变化,直至演化成另一种东西,另一种状态。其中有些是不可逆的,比如人的生命必将走向衰老与死亡;有些则是可逆可变的,比如量变可以形成质变,但也可能始终无法形成质变,可以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但也可能从大到小、从多到少。那些不可逆的事物,提醒我们要学会珍视;那些可逆可变的事物,则提醒我们要学会提前规划与防备,以便妥善应对,或者把握事物发展走向,使之向对自己更加利好的方向演变。

  “居安思危”之所以会成为一项重要的教诫内容,根源就是因为人的本性是与它相反的,人们在“安”的时候很难感觉到“危”的存在,更难以转移注意力去分析“危”,进而采取有效行动,甚至更多情况是明明感觉到“危”却不愿承认,视而不见,自欺欺人。

  战国时期,梁王魏婴在范台大宴诸侯,酒酣耳热的狂欢之时,鲁君却面色凝重地离座,向梁王提出著名的“四乐亡国”的劝诫。

  他说:古时尧帝的女儿命仪狄造酒,酒造好后味道十分甘美,禹帝品尝后赞不绝口,但却从此远离仪狄,而且滴酒不沾,他认为后世一定会有因酒亡国的人;齐桓公有一次半夜肚子饿,于是名厨易牙便烹煮酸苦甘辛咸五味佳肴给齐桓公吃,齐桓公大醉大饱睡到天亮,慨叹后世一定会有因美味而亡国的人;晋文公得到绝色美女南之威,三天不上朝听政,慨叹后世一定会有因美色而亡国的人,于是远离南之威;楚王有一次登上强台,在湖光山色间乐而忘返,当日便发誓再也不登强台,感慨后世一定会有因高台美景而亡国的人。此刻大王您满桌都是仪狄的美酒、易牙的美食,左拥右抱的美女丝毫不比南之威逊色,范台的美景也堪比强台。给您讲的那四项,有一项就足以亡国,大王却坐拥四项,难道不该自我警惕吗?

  梁王的豪华酒宴虽然潜伏着危机,但离亡国毕竟还差着十万八千里远,可是智者见微知著,迅速提出“居安思危”的建议,尽早地控制与修正,防止“渐”的发生。

  这也对当代流行的时间管理学有着重要启示,甚至可以说,时间规划的真谛就在于“居安思危”的哲学。在“安”的时候,要有一种危机意识,循序渐进地做一些事情,这只需每天花费较少时间就能完成,就能使自己一直保持在扩充、上升、进步的状态,随着时间推移和有效工作的积累,“危”的状况往往就会成功避免,或者比较从容地应对过去。有个形象的比喻:时间是需要储蓄投资的,把“安”时的舒适快乐暂缓消费、延迟使用,提前拿出一些储蓄起来,然后替换这些时间来做知识扩充、自我提升,或者相关事物的积累,最后不仅这些储蓄的舒适仍会如数归还给你,而且很可能还有丰厚“利息”供你享用;但如果在“安”的时候“坐吃山空”,浪费时间,透支舒适,到了“危”出现之时,就会崩盘,就算花费百倍时间心力也未必能够填补。真所谓“安时不努力,危时徒伤悲”。

  就算不谈时间管理,只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节奏的调整,居安思危的策略也同样有效。许多人都是闲时闲的要命、忙时忙得要死,有了居安思危之心,就可以做到劳逸结合。举一个“接地气”的例子,大家都有做暑假作业的经验,大部分学生都会忍不住在假期开始后尽情玩耍,写作业的事便一拖再拖,直到没几天就要开学了,才焦头烂额地恶补作业,而且之前玩儿的那几十天也未必真能尽兴,因为心里总会横亘着作业的阴影。所以,要对即将忙碌的事情心中有数,随后,要么在闲时拿出一大段时间全力完成大量任务,要么每天拿出哪怕半小时做一些任务,积少成多,这样才会使闲时变得真正清闲无忧。

  总之,学会面对问题、忠于事实、主动延迟快乐满足感、增强自律,就是“居安思危”哲学的核心。

  居安思危,就是一种有效的自我规划和经营,这一模式是通用的,比如在家庭婚恋方面亦然。许多调研数据都显示,当代离婚率乃至恋爱分手率的激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源自在婚恋过程中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人们只管享受既得的和暂得的快乐与和谐,透支幸福的现状和愉悦感,而没有考虑中长期的各种问题,无论是情感方面还是家庭规划方面。婚恋双方对于没有提升的自我、没有改善的性格、没有变化的节奏、没有目标的人生、没有扩充的共同爱好等,一律置之度外,无所作为,最终的结果就是情感的空洞与渐行渐远,或者走向相互的龃龉与伤害。

  从管理学视域来看,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所以“居安”时往往难以“思危”,这时好的管理者不但需要让员工们有限度地了解前景的安与危,而且有时需要主动制造“危”,一方面可以促进提升员工的专注度及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改变现有的固化的模式与节奏,增加丰富的变化与活性。在这一角度上,居安思危似乎与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规律颇能互通——鲶鱼效应。渔夫利用鲶鱼好动和吞食其他鱼类的特性,将其放入沙丁鱼群中,刺激沙丁鱼加速游动、保持活性,从而使自己的渔业获利;引申到企业管理领域,管理者要实现管理的目标,也经常引入“鲶鱼型”人才,以此来改变企业发展受阻的状况以及员工缺乏忧患意识、惰性保守的面貌,激发企业的活力与创造力,获得更大收益。

  “居安思危”的中国式哲学或许更具智慧,因为对于员工来说,“鲶鱼效应”带来的冲击是被动的、突发的、带有攻击性的,因此它所激发的行动常会带有盲目性、不可控性,甚至伴随着强烈的逆反与敌视心理。而从实践角度看,“鲶鱼效应”也确实被证实在人性心理层面有许多制造更大混乱与危机的可能性诱因。而良性引导下的“居安思危”,强调的是一种主动式的、温和内省式的、自觉的行为,而且无论对于员工自身还是管理者来说,其进程也是随时可控的、可引导的。

  对于管理者来说,要时刻关注平稳表象下的潜在危机,明确如何提前规划,如何可持续发展。但是一定要注意,居安思危一定是有所见而动,同时一定是有规划、有效率行动,而不是盲目的神经过敏,更加不是人为破坏平稳和谐的状态,搅乱内部的“生态环境”,让员工们疲于奔命、盲目消耗。

  事实上,我们更应注意的是,“居安”与“思危”并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的,可以同步进行的。在合理“思危”并做出有效行动的基础上,更建议管理者能够维系“居安”,享受“居安”,也就是一种“能快乐”“会快乐”的能力。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有一句名言:地球上没有真正值得加班去做的事。他想说的是,各行各业的人们总会有一些自认为重要的不得了的大事,一些会影响今天的全人类、影响明天世界运转的大事,但这显然无比滑稽,这些事在人类、地球、浩瀚宇宙面前,如同一粒微尘。何况,能够用最少的时间、人力、物力把事情干好,而且其过程中不乏轻松愉悦的时刻,才是真实力、真高明。

  真正决定企业人才上限和事业发展上限的,是管理者的心性与心胸。最佳的管理者能够在“居安”与“思危”之间形成平衡,既能充满张力,又能好整以暇。闲暇时胸中要有一番打算,以便应付意想不到的变化,以不变应万变,真正忙碌时也依然能够淡定自若,不耽误自己和他人的私人时间、私人娱乐、独立自由。如《菜根谭》所言:“君子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忙处要有悠闲的趣味。”

责任编辑:梁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