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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从烽火中走来

访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宣传部巡视员、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

  开栏语 从大航海到全球贸易体系构建,从贝壳充当一般等价物到各国中央银行发行各种纸币,从比雷艾夫斯港口的原始金融服务出现到当今全球健全的股权、债券市场……金融业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金融业诸多现象本身也成为社会文化重要元素。

  我国数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也暗含着一部壮丽的经济金融史:如果不是纸币出现,横跨数千里的帝国如何进行商业贸易,如何成就繁荣的市民生活?如果不是“一条鞭法”施行,明帝国何以汇聚地球上过半的白银储备?如果不是抵押铁路路权,保路运动何以发生,又何以为武昌起义提供机会?金融不仅是历史衍生品,也是推动人类文化前进的发动机。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本刊特开始金融史话专栏,讲述波澜壮阔的金融历史。

  今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其成立过程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为庆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金融史话开篇推出《人民银行从烽火中走来》系列报道,分别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背景、创建过程以及新中国金融事业的缔造者们三个角度,全面展现中国人民银行光辉历程。本期专访金融史研究专家、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讲述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历史背景。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张贴布告,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并统一发行人民币,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大幕就此拉开。如今,中国人民银行已走过70载春秋,此刻重温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背景和创建历程,追忆人民币发行的历史记忆,重拾金融事业初心,可为改革的前路寻找智慧和力量。为此,《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宣传部巡视员、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回望那段动人心魄的风云往事。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军事斗争背后的财经对决

  《金融时报》记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党领导的金融事业设有哪些银行机构?人民银行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酝酿诞生的?

  马林:抗日战争中,为斗争需要,各根据地分别建立银行,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其与冀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华中银行等构成了当时党领导的金融工作基本格局。

  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有三个重要背景:其一是抗战中后期我党财经工作的方针和管理体制的变化;其二是1946年全面内战的爆发;其三是1946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召开的庞村会议。在这几个历史背景共同作用下,中国人民银行应运而生。

  《金融时报》记者:抗战中后期,我党的财经工作遵循怎样的方针和管理体制?

  马林: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当局停发八路军军费行贸易封锁,冻结了海外华人给延安的汇款,陕甘宁边区经济雪上加霜。

  经济困难,引发百姓负担加重,使毛泽东陷入了深刻思考。他认为,一定是我们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使得百姓负担太重,因此要改革经济政策。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任主任,任弼时任副主任。研究局派出多个调查组,研究经济工作。1942年10月,“西北高干会议”召开,300多人云集延安。会议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诸多财经工作方针。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就此展开。

  此时提出的诸多财经工作方针,是适合抗日战争实际需要的。由于抗日根据地被分割,彼此互不联系,只能分散经营,于是中央决定各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各自为政。因此“统一领导,分散经营”,适应了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

中央工委驻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财经工作的统一势在必行

  《金融时报》记者: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党的财经工作面临怎样的局面?

  马林: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此时,国民党当局占据着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三,且多为重工业城市,而我党占据的解放区大多在农村地区。

  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受挫后,转向重点进攻,蒋介石称其为双矛战术、哑铃战术。他设想黄河为一个口袋,把共产党赶到“口袋”里。

  于是,1947年3月,中共做出了重要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党中央机关(称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进入河北省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进驻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其中,中央工委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新中国建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中央发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军队多采取小规模游击战,分散经营的财经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而解放战争时期,以大兵团运动战为主,动辄上百万军队参战,分散、互不联系的财经管理体制,不能与之相适应。财经管理体制的区别,导致度量衡都不相一致。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向陕甘宁解放区运送粮食,晋冀鲁豫解放区一石粮食为160斤,而陕甘宁边区一石粮食约为230斤。

  1946年8月,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访问延安,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但同时,安娜也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共产党的财经管理体制,能否适应战争需要?

  这个问题,深刻考验着共产党人。

  财经工作的统一迫在眉睫。

  《金融时报》记者:针对财经管理体制与解放战争大兵团运动战不相符的现状,我党的财经工作采取了什么变革措施?

  马林:1946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召开庞村财经会议,开始研究应对战争需要的财经工作方针。

  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受到全面打击。刘伯承、邓小平将精力放在战场上,抵御敌人进攻,薄一波负责财经工作。1946年9月,薄一波给中央的电文指出,我们把8年抗战的积蓄投入到战争中,但“根本问题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财经工作各自为政,无法整合资源的现状,因此,他提出“财经工作必须统一”。

  于是,薄一波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解放区财经会议。当时由于敌机轰炸邯郸,会议选址在太行山东麓一个小村庄举行,这就是党史上重要的财经会议——庞村财经会议。冀南银行行长胡景云、副行长陈希愈以及杨立三等各路财经口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庞村财经会议期间,与会人员主要研究财经统一工作,并确定从核心管控指标做起。会议提出:必须兼顾人民的负担,必须兼顾士兵的供给标准,必须兼顾脱产人员及养兵数量。准备进行长期战争。

  《金融时报》记者:庞村会议得出了哪些财经管控指标?

  马林:庞村会议是一次算账会,细致到什么程度,人们无法想象。

  会议研究了支差标准,探讨了货币流通理论,货币流通规律,每个解放区的平均货币流通量。更重要的是,庞村会议经过严谨计算,研究出一个重要指标:解放区每100人,只能供养2名脱产人员,这一结果,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至关重要。

  庞村会议最后计算出核心管控指标,要求各个分区一致遵守:人民的平均负担不得超过小米4斗2升,负担能力占其平均收入的15%-20%,这条红线不能踩踏,如果负担占到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就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士兵年费用,折合小米15石,2500斤;平时民夫和士兵的比例为3兵1夫,战时不超过1兵1夫;脱离生产人数,控制在全区总人口的2%以内,养兵数量在1%-1.5%。严格遵守这些指标,才能够维持长期的战争需要。

  此外,为确保这些指标贯彻执行,特成立财经管理组织——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简称财办。财办对各财经系统均可直接发令,主任由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担任,副主任由薄一波担任。部队与经营活动脱钩,归财办管理。

华北财经会议部分代表合影,左起分别为杨秀峰、南汉宸、戎子和、薛暮桥、杨立三。

  奠定解放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说庞村财经会议是财经统一的重要契机,也是人民银行创建的基础。庞村会议之后,我党在财经工作领域又进行了哪些探索?

  马林:庞村会议的召开,使晋冀鲁豫各个分区的财经工作得到了统一。刘少奇曾致电其他解放区,建议各解放区参考学习,推动各解放区辖内财经工作统一。相邻的解放区,收到电文指示后,纷纷学习庞村会议经验,这为华北财经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一个解放区内各分区财经工作统一后,相邻解放区之间却仍是矛盾频出,经济纠纷不断。此时,晋察冀解放区建议召开会议,由中央主持,讨论各解放区区际之间财经工作的统一,他们提出:“各区出产不同,必须互相交流,但各区互相征税,不能畅流”“货币不统一,问题甚多”。此时,各解放区分别成立有北海银行、华中银行、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各自发行的货币只能在各自辖区内流通,不能在其他区使用,造成了诸多不便,阻碍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刘少奇收到电报后,立即回电予以肯定,他强调,要统一步调,调剂资源,完全克服本位主义,立即召开会议,地点在邯郸,以邯郸中央局为中心,组织主席团领导会议,各解放区财经负责人迅速赶往邯郸。

  于是,1947年3月10日至5月中旬,华北财经会议在邯郸武安县冶陶镇召开。各解放区代表一致同意,设立中央财经服务机构,领导全国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会议期间,相关电文就发往了中央,在回电中,中央决定:设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并决定董必武同志为财经办事处主任,负责关内六大解放区的财经统一工作。

  随即,董必武由延安出发,经过晋绥、晋察冀,在当年六七月间赶到了会场。此时,华北财经会议已经结束,各解放区代表团团长专门留下来等董必武。

  华北财经会议确定了诸多要点,囊括人民负担、士兵年费用、脱产人员数量及比例等重要内容。同时,会议决定在1947年底成立新中国的中央银行。

  可以说,华北财经会议的召开,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梁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