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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学与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目前公认是推溯到一部译作《大同学》的刊布。该书先是1899年2月至5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第121至124册。大同学即大同之学。这一时期中国渴求维新变法,展望未来,似乎莫不言大同。《礼记·礼运》篇说,“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即人类公理。康有为的《大同书》,最初的书名便是《人类公理》。《万国公报》的前身是传教士主办主编的周刊《教会新报》,1868年创刊。1873年易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停刊。1889年《万国公报》复刊,由两年前成立的教会出版机构上海广学会主办,周刊改为月刊。《大同学》即是《万国公报》复刊之初,大力推介的一部作品。

    《大同学》原著是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论》,1894年由麦克米兰出版社在伦敦和纽约出版。19世纪末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盛行,《社会进化论》也不例外。在颉德看来,社会进步体现生物学的进化原则,同理性无关。甚至无所不在的宗教,其功能也无非在于引领个人行为,使之服从社会进化或者说进步的利益。因为进化就是进步。而说到底,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以其天生具有的最高社会效率,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世界的统治力量。《社会进化论》在当时广有影响,不但在本土英国,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广有回应。在今天看来,19世纪末叶在英语世界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是为该书的一大亮点。

    《万国公报》上连载的《大同学》,是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节译《社会进化论》的前三章内容,由《万国公报》的中文主笔蔡尔康用文言发表的。李提摩太在1890年广学会的创办人韦廉臣去世后,接替主持上海广学会的日常工作,此后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出版《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这位在中国度过45年传教生涯的英国人,倾力支持洋务运动,与清政府关系也相当密切。他多次上书新政,一度被光绪帝聘为顾问大臣,后来又成为慈禧太后实际上的外事顾问。

    1899年5月,《大同书》由《万国公报》的东家上海广学会刊印全本,李提摩太撰写序言,全书十章标题的译文和原文分别是:一、今世景象(The Outlook),二、进境(Conditions of Human Progress),三、相争相进之理 (There is no Rational Sanction for the Conditions of Progress),四、人世第一大事(The Central Feature of Human History),五、大道关系于兴世(The Function of Religious Beliefs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六、泰西教化上(Western Civilization),七、泰西教化下(Western Civilization)[continued],八、今世养民策(Modern Socialism),九、教化本于道心非出于学术(Human Evolution is not primarily Intellectual),十、总结(Conclusion)。

    对照这个译名章目,可以看出西学东渐初期鲜明的精英文化意识。翻译即便是一手传一手又传一手,就像林纾那样同原本之间还有一层中介,也能做到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如将今译宗教信仰的religious belief译作“大道”,社会进化evolution of society译作“兴世”,社会主义socialism译作“养民策”,intellectual译作“学术”等。可以说,这是在日语中汉字译名全面登陆之前,中国接受西学的原生态译笔,其实值得充分重视。

    马克思第一次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是在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即1899年2月《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大同学》第一章中下面这一段话:

    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复无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所最苦者,当此内实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

    这段话在本杰明·颉德《社会进化论》中的原初语境,是说当代社会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资本联手,组成辛迪加等垄断同盟,一方面则有社会、工会和劳工联盟。但是这一劳资分化、阶级分化的趋势,早有马克思预言在先了。

    假如比较本杰明·颉德的《社会进化论》原文,我们可以发现李提摩太和蔡尔康所译的《大同学》相关章节,对原文基本上是提纲挈领,择要转述。颉德对马克思的理解,是马克思坚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终将终结资本的无序竞争状态,夺取政权,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社会。在于李提摩太和蔡尔康的转述,所谓“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穷黎必“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正是言中了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必然趋势。

    但是找到《社会进化论》原著来读一下,不难发现李提摩太和蔡尔康的译文与颉德的原文其实还多有差异的。首先马克思语录“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就为颉德原著所不见。所谓纠股办事之人是指资产阶级,我们可以比较《共产党宣言》中那一段著名的话:“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很显然,资产阶级权柄笼罩五洲,突破君相之民族国家范围这些表述,来源并不是颉德的《社会进化论》或者说《大同学》,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作为单篇文献,应无疑问是人类有史以来刊行最为广布的著述,早在其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谈到《宣言》已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印过12种不同的德文版本。1850年第一个英译本在伦敦面世,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李提摩太鼎力传布西学,对这篇划时代的革命文献肯定是相当熟悉的,以至于译事言及马克思,马上就想起《宣言》揭示的这一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把它移植到了颉德《社会进化论》的译介之中。当是时,中国正目睹了戊戌变法和百日维新的血雨腥风,李提摩太或者期待清政府能够多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促进改良布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的学说正是在这一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口,被引入了近代中国大同之学的文化语境。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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