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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无情未必真豪杰
  在建党95周年之际,读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一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这四个“有”与四个“人”的概括,让笔者想起了15年前对焦裕禄女儿焦守云的一次访问。
  另一个焦裕禄
  提起曾经让全世界1/4人口热血沸腾而热泪横流的“焦裕禄”三个字,“五零后”、“六零后”想到的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是风沙、盐碱、泡桐树、旧藤椅、顶住肝区的茶缸盖,是风雪中为胶轮车驾辕,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的沙丘上”的遗言。不过,年轻人对焦裕禄的认识则更多的来自于李雪健演的电影《焦裕禄》。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土得掉渣”的老焦,奋力追赶将要离去的技术员,累得蹲在站台上起不来的“经典镜头”。
  总之,在大家的眼中,焦裕禄似乎仅仅是一个只知道忘我工作的楷模,是个“不修边幅”而拼命硬干的“工农干部”。然而,焦守云却告诉我一个有灵有性、有血有肉、生动活泼、多才多艺的焦裕禄。
  “我妈妈说,用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几个孩子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爸爸。”
  焦守云说,她记忆最深的是在上海参加电影《焦裕禄》的首映式。
  “那是政协组织的。”她说:“下面几乎全是白头发、花白头发的老人。看完片子,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红红的。我只说了一句话,就泣不成声了。”
  “我现在还有那种感觉,我想喊老人们一声‘爸爸’,我叫一声‘爸爸’都不亏,他们特别怀念我爸爸那样的干部,怀念我爸爸那个时代。”
  “一些年轻人没有这个感情,他们知道我是焦裕禄的女儿,居然很吃惊,说还真有一个焦裕禄,我们以为是编出来教育大家的。现在造假的人也太多了。”
  的确,只要是忧国忧民的同胞,每次翻读焦裕禄这本大书,都会有新的感受和收获。尤其是在大讲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今天,年龄稍大的人们更是常常说起焦书记——这位老共产党员永远保持着他不可动摇的、常说常新的“话语权力”。
  多才多艺的父亲
  只记得焦守云女士声音清脆,语速很快。谈起父亲,她一往情深,缅怀中带着自豪。
  话题从李雪健说起。她说,李雪健是个非常好的演员,艺术功底厚实,当时要演焦裕禄也是需要几分勇气的,万一演砸了,对双方都不好。“他从气质到形象都与我爸爸有距离,我妈妈看了以后说:这哪像老焦啊!雪健白白胖胖的,我爸爸比他还高十来个公分,五官也不大像,看了我爸爸的照片,李雪健自己都摇头,说:“不像,不像!”但他很努力,表演力求‘神似’,仍然感动了大家。为了赶时间,峨嵋厂前前后后只拍了四十多天,片子有些地方比较粗糙,李雪健也真是敬业,我妈妈说他胖,他就减肥,天天喝白菜汤,一下减掉了三十斤。
  “在电影里,平时很讲究的爸爸有时候胡子拉碴,这也不太对。爸爸是大胡子,可他每天都刮得干干净净。妈妈说:‘你们姊妹六个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爸爸的才艺,他会唱歌,演过歌剧,二胡也拉得好。’”
  据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回忆,南下途中党组织分配老焦搞宣传,他既当演员又当演奏员,一路上边行军、边背台词。在武松打虎的山东阳谷,部队演出大型歌剧《血泪仇》,他把主角王东才演得声情并茂,方圆十几里跑去观看的老百姓哭声一片。
  后来在河南尉氏土改时,焦裕禄的住室里经常传出优美动听的二胡声,年轻的徐俊雅就是循着《二泉映月》和《苏武牧羊》的胡琴声接近了焦裕禄,了解了焦裕禄。在其后不久的婚礼上,向毛主席像三鞠躬之后,应广大观众的强烈要求,果真有焦裕禄伴奏,徐俊雅唱了一段豫剧《抬花轿》。
  焦守云说:“虽然爸爸文化程度不算太高,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那阵子,多么复杂的图纸,他都能看懂,他这个人就这么钻研。在大连起重机厂,爸爸夜以继日地工作之余,还曾陪着苏联专家下过舞池。苏联专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焦裕禄这个曾被他们讥为‘牵牛尾巴的也想搞工业’的‘土老帽儿’,跳起舞来竟是从容优雅,风度翩翩,引出了苏联人一串串的‘XOPOⅢO(好)!’”
  “爸爸打篮球也打得很好,打中锋,他非常热爱生活。而且他的文章也写得在行,据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员讲,他经常给大家指导文章的写作。在兰考,他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再练拳、弹唱。”
  1959年下半年,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发现了肝病之后,领导强迫焦裕禄到工人疗养院治疗了3个月。他只去了一个月,便偷偷逃跑回了工厂,在那一个月里的收获是高高一叠书籍和一套熟练的太极拳。
  “他还非常喜欢孩子!”焦守云说着说着有点心酸:“过去一作报告说焦裕禄六个孩子,大家就笑,周总理曾经问过我是六个不,我回答说:‘是六个。’他又惊奇又高兴,用手比划着说:‘六个,六个’!父亲只要一回到家,肩上趴的,怀里揣的,身上背的,都是孩子。我们真想他呀!”
  活着就要对群众有用
  “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我们家的日子常常过得很艰难。”焦守云说:“我母亲非常害怕记者,记者一问到那些个日子,就会勾起她痛苦的回忆,她不愿说。我父母亲感情很好,但一点也没有现在所谓的浪漫,想想那个岁月,能浪漫出啥样?两人上街,一个在马路这边,一个在马路那边,全不象现在年轻人想的那样。但妈妈对爸爸非常好,一只手绢也不让他洗,后来他的肝病受的那份罪,妈妈最清楚。为了省时间,冬天,妈妈总是把爸爸的衬衣、秋衣、棉衣、罩衣套在一起,让爸爸一下子穿上。感情深,不一定非要张扬。爸爸临终前交代妈妈,不要向组织上开口。”
  “也真难为了我奶奶。奶奶老年丧子,母亲中年丧夫,我们幼年丧父,现在虽然好了一些,但我们和大家一样也面临着就业、住房等问题。我现在自己有工作,孩子有希望,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声乐,现在上学费用高,开销大,我就是一分钱的工资不花,也挣不了那么多。好在朋友、战友能帮我一把,等我过了难关,我会回报他们。我儿子学声乐,可能有姥爷遗传,我们姊妹几个嗓子都很好,我送他去学音乐,也是想圆他外公的梦。想在艺术方面后继有人。英雄也是热爱生活的,也是人呀。一个不知道爱妻子、爱儿子的人,怎么能很好地爱他的人民?”
  焦守云说:“我爸爸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谈吐很幽默,很风趣,是很容易接触的一个人。你想想,跟老农民在一起,能在牲口棚里呆上几天几夜,是需要一种亲和力的,不能看着老百姓吃苦啊!父亲出去看见老百姓没衣服穿,随手就把自己的衣服脱给人家。回来还对妈妈说:丢了。去世以后乡亲们拿着衣服哭着过来,母亲才知道是给了人家。”
  “有的记者问我:焦裕禄去世的时候,真有那么多人自觉去送葬?当时真是倾城而出啊,那场面你想也想不到,人们扶老携幼,一些不能走动的老人,就让儿女用架子车拉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你活着的时候对群众没有用,他们不会爱戴你。我爸爸去世那时候,几个县的人都赶过去了,墓地是一片沙丘,一百亩地啊,总有十万八万人,他只在兰考干了一年多,怎么会那样呢?就在于他的人格魅力!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魅力!”
  那天告别了焦守云,已是满天繁星的子夜,沐浴习习凉风踩着自行车,我突然感到:如果访问变成艺术的“洗礼”和精神上的“还乡”,那是很惬意的事情。
  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什么?
  2009年3月31日至4月3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河南视察,在全县干部群众座谈会上,习近平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后来,再次到兰考,习近平同志又说:“焦裕禄同志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
  现在回忆15年前的那次访问,已然觉得焦裕禄同志留给我们的财富是方方面面的——不仅是一座丰碑,更是只要挖掘就有收获的宝库。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焦裕禄是活人,是一位有血有肉有人情味有艺术细胞的人。他不是只知道吃苦、不懂得享乐、不懂得艺术的“土老帽儿”,然而,为了老百姓的疾苦安乐,他放弃了享乐,放下了二胡和中山琴。他明白没有艺术、没有文化、没有情趣的生活是贫乏的生活,所以他才宁愿牺牲自己的享乐,去为广大群众创造有声有色的日子。他深知精神生活对于贫苦百姓的重要性——也许这正是焦裕禄同志与只会念讲话稿或动辄训人的干部的重大区别,更是与那些终日出入娱乐场所、“能歌善舞”的公仆的根本区别。
 
难忘的历史瞬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说:“说,往下说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象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当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摘自穆青《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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