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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与春节

  策划人语

  从于右任、溥儒的名家春联,到古希腊钱币上的猎狗图案,艺术形态虽千差万别,艺术精髓却是相似相同的。在忙碌的社会生活中,在纷繁的历史演进中,在繁荣的贸易往来中,人们都希望将心中愿望,寄托在身边的器物上,即便是几句简单的春联对语,哪怕是钱币上的浮雕纹样,都精益求精,细致雕琢,为艺术史,也为人类史留下最清晰深刻的印记。本期从春联与钱币两个艺术与收藏门类,探寻前人留下的珍贵艺术足迹。

  春节最古老、最重要的文化习俗就是春联文化。它可以装点氛围,增添喜气。每到过年前夕,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都会发现对联的踪迹。未必人人都能写出一篇诗词文赋,但却人人敢写上两句对联。虽然有些精致工整,有些简单粗糙,甚至文辞与体式错误百出,但仍会写之不辍、自得其乐。“凡有华人处必有春联”,此言不谬。

  历代文人书家创作对联作品的同时,也参与到春联创作中,不仅提升了春联的措辞格调,也彰显出各路书家的艺术风格。使春联不仅成为年节期间张贴门楹的饰物,更可成为文人室内的藏品。于右任、溥儒等名家书写的春联现身艺术市场后,为这一收藏门类增添很多活力。

  春联文化溯源

  春者,天之和也;春者,物喜而生也。“春”的甲骨文字形从草从日,古字形有“萅”“旾”等,用象形手法呈现草木在春日普照中破土而出的样貌。

  春天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对于农业立国者,熬过寒冬、守望春天,不仅是实在的期盼,而且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情怀与哲理。历代皇室贵族,也不敢怠慢,用各种“守春”的仪式化行为完成对皇族子弟的心性修炼与道德教化。清代宫内流行的双钩描红书法的“数九消寒图”便是一例,图画中的诗句为“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共九字,每字笔画均为九画(繁体字),自数九开始,每日填描一画,填完一字便过完“一九”,全部写完,便是寒尽春来之时。

  春联的前身是桃符,古代认为桃木可以驱鬼辟邪,所以在新年起始之际,于门窗旁插桃符,可以使百鬼敬畏远离。据传在周代便有用桃木来镇鬼驱邪的风俗。桃符上的内容,最早是画像,其后演变为符咒或文字,但大多与“神荼”、“郁垒”两位神仙相关。这在《山海经》中有相关记载。说的是东海度朔山中禁闭众妖,山上覆有巨大桃树,枝干东北处为万鬼出入之口,由神荼、郁垒二神把守,凡有想逃出去作孽害人的恶鬼,二神便用苇索捆去喂虎。所以民间百姓会在元春之时,扎桃人、画二神的画像来驱邪穰灾。民众笃信神荼、郁垒乃驱邪之神,它们的画像也便逐渐演化为最早的门神,贴门神的民俗亦由此而来。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追求简练与符号化是人类各种仪式演化的基本规律之一,所以图绘神仙画像就逐渐改为了书写二神的名字,而这或许正是后世春联的雏形。同时,桃符对称地分挂于大门两旁,也在很大程度上从源头决定了对联需要分列上下两联、需要在视觉上处处对称呼应的格式体例。

  时代推移,在桃符上书写神名的习惯继续发生着变化,由于诗歌的发展,文人的参与,桃符上也开始出现诗句,这一习惯至少在五代之时便已形成。据《宋史·蜀世家》等书中所记,五代后蜀主孟昶便曾在桃符板上撰词庆节,并挂于寝门两侧,写的是“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两句,这也多被视作对联的源起。或许正是从此时起,对联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隽永的对联,配合精美的书法,既珠联璧合,又相互成就。

  渐成收藏门类

  在当今艺术市场中,对联已是举足轻重的门类。

  2013年,孙中山先生一幅对联“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现身艺术市场,以过千万元价格成交;伊秉绶一幅“梅花百树鼻功德,茆屋三间心太平”对联,也曾拍出700万元高价,这些足以说明,对联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得到艺术市场,乃至全社会认可。而对联形成当今形态,并蕴藏深厚文化积淀,要从唐宋说起。

  随着对联在唐宋时期的逐渐普及,以及市民生活的日趋丰富繁盛,辞旧迎新之际更换新符,乃至渐渐演变为张贴春联,成为最重要的春节习俗。对联逐渐脱离桃符板,书于纸上,而且不仅限于节庆,日常当中也可相互赠答。脍炙人口的绝句《元日》便是描绘张贴桃符的景象:“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出于便捷,桃符板渐变简化为纸质桃符,而桃符题词也渐变为有文字内容的对联,悬贴于门户厅堂,桃符题词与迎春对联终于完全对接合一。到了明清两代,皇室贵族大多喜好联对,在宫廷与民间大加倡导,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广,加速了对联的普及和繁荣。直至现今,春联依然深入千家万户,是大众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文艺样式。

  “对联”是由“对”和“联”两个字构成,“对”表现的是上、下联区分对立的一面;“联”表现的是上、下联相关融合的一面。对联脱胎于诗歌,二者的核心都在于对仗手法和对偶艺术,而这又与古代哲学的“阴阳”观念有着密切关联。阴与阳既相反相对,又相辅相成,这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浸润到中国人对世间万事万物的认识、解释和应用中。从哲学本体到社会伦理,从诗歌到书画,从音乐到舞蹈,从医学到武学,虚实、刚柔、动静、有无、奇正、形神、言意、情理、美善、内外、寒温、浓淡、湿枯,都遵循“阴阳之道”。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著和迷恋。中国诗歌乃是这一特征在文化艺术层面的集中反映,而对联文化则可称是其极致化的呈现。对联分为一上一下,两联呼应对成,在单字单词、语句结构、词类词性、音韵格律、内容旨向等诸多方面,都要求严谨协调的两两对仗。

  “阴阳”观念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一”与“二”的关系,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此两者,一而二,二而一也”的表述。从诗文的骈偶到对联文化,背后都是这种“一而二,二而一”的思维在发挥作用。但这种“一”与“二”的辨证关系在春联中有着更特殊的体现,对联所使用的数量词是“一副”,即分开是“二”,合成为“一”,两联像一张纸的正反两面,共存共生。特别是在春联格式中,上、下联和横批同为必不可少的元素。例如:瑞雪迎新岁;祥云报丰年;横批:万象吉庆。又如:百年天地回元气;一统山河际太平;横批:国泰民安。对联中“一”与“二”的辨证从文字意义层面转化到了外在框架,就是以一个横批来统合上下两句的意旨。

  传续中华文化思维

  自古而今,名联佳对不断涌现,绝妙的春联,尤其脍炙人口。对联艺术,特别是春联艺术,成为大众文化离不开的重要内容。溥儒先生一幅春联“花迎喜气皆如笑,室有春风聚太和”曾现身艺术市场,该联体现出近现代艺术家对春联创作的独特见解。

  从文化心理上看,上下两联结合横批,这种“二合一”的稳定结构,成为对“一而二,二而一”思维的最好注脚。春联作为大众最喜闻乐见的一类对联,以文学和民俗的形式,深深植根于民间,完成着对中国文化思维的传续。

  围绕春联,古往今来有很多轶事趣话、佳联妙对。

  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后蜀主所写的对联,当时孟昶原本是令学士辛寅逊在桃符板上撰词庆节,并挂于寝门两侧,但后来嫌其文辞欠佳,于是亲笔题书,改为“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两句。这个故事正发生在后蜀国归顺宋朝的前一年除夕,这一年的立春与元旦适逢同一天。第二年,后蜀王朝就被北宋所灭,当时宋朝派去接管成都的官员恰好名叫吕余庆,所以人们多将孟昶这幅对联视为谶语。

  再如,“春联”这个名称,据传是由朱元璋首创。据《簪云楼杂说》载:“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首。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也就是说,朱元璋要求天下百姓必须在春节期间张贴对联,而且要微服出巡,检查落实效果。在朱元璋广推春联的过程中还流传着一则故事,当时百姓均顺应旨意张贴春联,只有一户人家没有贴联,朱元璋在巡视中发现,询问缘由,得知是一户阉猪人家,不识文墨,尚未请人来写春联。于是朱元璋亲自撰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不仅切合主人的职业,而且气势与意味均不俗。

  又如郑板桥某年所作春联: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绝妙的拟人手法运用,使对联妙趣横生、生机勃勃。

  再看一副丁丑年背景的春联:白丁有志须求学,黑丑逢春尚着花。在上下联第二字分别嵌入天干地支的“丁”“丑”二字。白丁即“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白丁,意指文化知识素养不高者;在《本草纲目》中,黑丑指黑色牵牛花子,可入药。全句意为:小小的牵牛花子在春天尚且力争发芽开花,人岂可虚度一生,只要刻苦求学,自会取得成果。

  再看1983年全国迎春征联活动中的一副佳作:十里春风,长安两路;千年晓月,永定一桥。上联化用“春风十里扬州路”,下联化用“燕京八景”中的“卢沟晓月”。以十里长安街对应千年古都北京,以长安和永定寄托繁荣安定的愿景,工稳自然而且简练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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