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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钱引务监官事迹

  宋朝官方接管了私营交子,就建立了发行交子的机构——交子务。北宋后期,交子改名钱引,钱引务就代替了交子务。交子务、钱引务的长官是监交子务、监钱引务。这个官属于监当官,级别是较低的,通常比知县还要低,官阶为七品至九品间。尽管多数官员都曾担任过监当官,但说到他们的履历时,都一笔带过,因为当时人都认为这一段不值得写,其本人往往也不愿向他人谈起。但偏偏有好几位担任交子务、钱引务监官的人留下了任职业绩的文字记载。

  第一位被载入史册的交子务监官是孙甫。孙甫字之翰,许州阳翟人,天圣八年进士。后成为范仲淹革新集团成员,一生做了不少有益百姓的事。孙甫做官做到天章阁待制,不算太高,他能青史留名,或与大文学家欧阳修有一定关系。他的墓志铭是欧阳修撰写的,将他的优点与事迹写得形象鲜明,感动了许多人,《宋史·孙甫传》就是以此为基础改写成的。传中记载,他于庆历七年被任命为监益州交子务,此时四川地区发现了大量伪交子,执掌本地财政大权的转运使认为,发行交子引出许多违法行为,想就此停止交子发行,废弃交子。孙甫反对说:“交子有人伪造,铁钱也有人伪造。因为有人伪造就停止发行交子,那么,铁钱是否也要停止铸行呢?出现了伪造现象,惩处犯法的人就是了,为什么要因为对犯法者心慈手软,就废弃对国对民都有利益的交子呢。”上司听从了孙甫的意见,交子得以继续行用。

  第二位见诸史册的交子务监官是姚涣。姚涣字虚州,祖籍长安,生于普州。姚涣于景祐年间进士及第不久,就被任命为监益州交子务。他在核查账目时,发现有几位吏人合伙贪污公款一万余贯。按照法律,贪污交子务的钱是要重判的,故而几位主犯都要判死刑。姚涣想,自己揭发贪污的目的本是想为国除害的,现在却使几个人为此丢了性命。他就向长官提出:“揭发贪赃本是有奖赏的,我想用这份奖赏換这几位犯人的性命。”长官被他的善心感动,改从轻判,保住了几个犯人的性命。姚涣的做法受到广泛赞扬。此事被写入宋慈的《折獄龟鉴》,成为司法判案的典型范例。

  费著《楮币谱》是研究宋代交子、钱引发行史的最重要文献。《楮币谱》中记载了一位益州交子务监官戴蒙的事迹。戴蒙,原名戴庄,吴兴人,庆历六年中贾黯榜进士第,后改名蒙。书中记,他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于熙宁五年经朝廷批准,将交子原先的一界独行改为二界沓行。交子一界独行时,每逢换界,都出现混乱。改成二界沓行,即在旧交子尚未回收的第三年,就提前发行下一界交子,这样,新、旧交替就较为从容平稳,避免了混乱。同时,官方发行的交子数量却增加了一倍,从而从中得到不小的好处。所以,实行二界沓行,于公于私都有益处,此后便成为长久实行的制度。戴蒙做的第二件事是改变交子的面额。此前,交子有十贯、五贯二种面额,戴蒙认为面额太大不利使用。就改为发行一贯、五百文二种面额,这样就便利了民间使用。戴蒙做的第三件事是为了防止伪造,建议设立专门的交子“抄纸院”(造纸厂)。此建议被朝廷采纳,从而交子有了专门的纸作坊,对于交子防伪有很重大的意义。顺便讲,戴蒙在交子发行方面作出的如上贡献,知道的人很有限。戴蒙的为世人所知,较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大文学家苏轼的好朋友,是因为苏轼写的《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观归老诗》:“拾遗被酒行歌处,野梅官柳西郊路。闻道华阳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归寻万里桥,水花风叶暮萧萧。芋魁径尺谁能尽,桤木三年已足烧。百岁风狂定何有,羡君今作峩眉叟。纵未家生执戟郎,也应世出埋轮守。莫欺老病未归身,玉局他年第几人。会待子猷(晋王徽之)清兴发,还须雪夜去寻君。”据诗文,戴蒙后来辞官隐居于成都玉局观中。苏轼由他而起思乡之情,想到了历史人物杜甫、扬雄、张纲等在四川的事迹,鼓励友人循着先贤的足迹前行,也表述了想像戴蒙一样归隐的愿望。末尾一句化用典故,想像自己雪夜访老友,情景交融,尤为感人。此诗流传很广,被收入众多的诗选、诗话中,戴蒙也就随之广为人知。

  北宋后期人范祖禹为友人郭子皋撰写墓志铭,述及郭氏在宋神宗在位时期担任监成都(益州后改名成都府)交子务的事迹:“纸币之设,本与钱相权,至是大坏,价贱不售,法几为废。君讲究其病,钱币复称,官民利之。”客观地说,此行文肯定是夸大了郭氏的功绩,因为交子务监官的品阶不高,权力有限,在纸币交子发行出现重大危机时,他不可能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但是,郭氏必定在促进危机緩解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宋中后期理学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魏了翁是四川人,似乎对交子的事较为关注,他曾先后为二位担任监成都钱引务的人写过墓志铭,且都记述了其任职事迹。第一位名郭叔谊,字幼才,于宋宁宗庆元元年得赐同进士出身,随后被任命为监成都钱引务(待岗)。至庆元六年(1200)正式就任。当时郭叔谊已年逾四十,官阶虽低,却已有丰富的从政经历。一天,本路转运使突然来到钱引务,询问钱引务每年的各项收支数。当时在任的监官有好几位,别人都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只有郭叔谊按照账籍,逐项一一回答,且作了详细说明,讲明了来龙去脉,转运使为此大为惊叹。对钱引发行有决策权的长官决定削减新钱引的印制发行数额,而用减少回收旧钱引来弥补。具体管印制发行钱引的官吏都知道这样做会导致混乱,但是惧怕得罪长官,都不说话。郭叔谊说:“不讲出来心里有愧,讲出来就得罪了上司,肯定没好结果。但是,宁可得罪长官也要问心无愧。”就指明这一决定的错误。又写公文超级报告给负责整个四川地区财政的总领所。于是,削减钱引印制发行数额的命令被中止执行,郭叔谊因此也就得罪了顶头上司,不得不主动申请调离(《鹤山集》巻八三《知巴州郭君叔谊墓志铭》)。魏了翁记述的另一位监钱引务是邓明父(字应午),他是宋理宗即位不久被举荐担任此职的。当时蒙元军队已攻入四川,成都地区遭受战乱影响。邓明父一到钱引务,发现务中房屋倒塌,一派残破景象。工匠困窘,上下纪律松散,人心浮动。邓明父全力进行整顿,恢复账籍,严格财务收支制度,严格考勤奖惩,并向上司及朝廷说明情况,请求改善务内人员待遇。在他的努力下,钱引务很快恢复了正常业务,为支持当地抗击蒙元的战争作出了贡献。(同上书巻八四《监成都府钱引务邓君应午墓志铭》)

  这些交子务、钱引务的监官都不是大人物,但都为世界最早纸币的发行作出了贡献,也为百姓做了有益的事。他们在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业绩。

责任编辑:虫儿飞h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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