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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底板下走出的辉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长征记

  策划人语

  长征的路途是艰苦的,长征的记忆是珍贵的。1934年,毛泽民率领第十五大队,离开瑞金渡过于都河,用扁担挑着一个国家银行,跟着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艰难的征程。两万五千里路途中,战士们用生命和血肉,坚守住国家银行资产安全,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不畏艰险,用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意志战胜各种困难;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积攒下良好口碑。为日后新中国金融事业,锻炼了队伍,积累下宝贵财富。80年后,回首往昔,这些珍贵的革命印记,会为我们前行的路上注入无限精神动力。

  

  1934年10月10日傍晚,毛泽民率领第十五大队,与中央纵队一起,离开瑞金云石山,向于都集合。同年10月16日,苍茫夜色中,他们渡过于都河,用扁担挑着一个国家银行,跟着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艰难的征程。

  长征前,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银行工作人员毛泽民、钱希均、曹菊如、莫钧涛、任远志、曹根全、黄亚光、吕汉勋、刘建棠、章水柏、张达远、郭金水和一位总务科长、一名饲养员,共14人,都编在这个大队。原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袁福清任大队长,毛泽民任大队政治委员,曹菊如任党支部书记。副行长李六如夫妇被留下打游击。

  踏上漫漫征途

  “秘密金库”里的金银财宝被取出来,刚刚印好、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钞票以及印钞票的机器一起,被打点成六七十副挑子,配备100多名运输员。为了保卫他们的安全,中央军委还特别配备了一个警卫连给第十五大队。据《中国金融通史》记载:“撤离时,共有一百多副担子,其中有几十担银元,每担重四五十斤,约合800块银元;四五担二角印毫和铜分币;两担黄金;几十担国家银行纸币以及印钞的机器、材料等。”

  翻过一座大山,又是一座大山;渡过一条大河,前头又是一条大河……长征之初,红军就像搬家似的在赣粤湘边界的崇山峻岭中艰难行进。毛泽民的第十五大队挑着整个共和国几乎所有值钱的家当行军,特别是几台笨重的印钞机、铸币机。

  时任中央教导师特派员裴周玉回忆起当年挑着重担、抬着机器翻越湖南与广东交界的九峰山时的情景:“九峰山,山陡涧深,怪石林立。有个叫虎背山的地方,东西长不过几百米,其中却有一处‘一线天’,两边如刀斧劈开一般,高有一百五六十米,‘路’在峭壁半腰,抬机器的战士们从这里通过时,要紧贴着石壁一点点地往前挪,每迈一步都捏着一把冷汗,稍有不慎就会跌入涧底粉身碎骨。”

  钱希均回忆:“开始连印票子的石印机都带上了,好几个人抬,笨重得很。这是‘左’倾错误的原因。后来到了广西境内,采纳了毛主席一再提出的大轻装的建议,才把石印机以及一些东西埋在了路边。”她还回忆到:“每人担七八十斤东西,同志们是很辛苦的,加上饥寒交迫,有些同志第一晚歇下来,第二天就再也没起来,长眠在路旁。泽民见到这些可爱的同志倒下了,摘下帽子,低下头沉默致哀。”

  在长征中,第十五大队黑夜行军,跟着队伍前进;白天宿营,就在宿营地立起一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银行招牌:“国家银行在此办公”。苏区的票子,可以在他们那儿兑到白花花的现洋(银元),以供部队急需。

  不拿一针一线,不丢一金一银

  曹菊如回忆:“遵义是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唯一发行纸币的地方。”银行工作人员除参加没收征发、保管分配工作外,十天里,主要是紧张地进行纸币的发行与回笼货币。遵义的食盐,长期被官僚、军阀、地主和奸商垄断,成为贵重的稀有商品。云、贵一带的贫苦群众,因为吃不起盐,患粗脖子病的特别普遍。红军进城后,没收了很多食盐,公开出售给群众。当时,一方面红军战士用国家银行的纸币;一方面出售食盐又可收回国家银行的纸币。在红军即将离开时,尚有部分纸币未收回,即用现洋兑回,保证群众不受损失。所以国家银行纸币信用很好,群众很欢迎。

  一天打土豪时,部队杀了一头猪,事后才知道这头猪是老百姓的。毛泽民得知此事,十分生气,立即带着现洋赶到这户农民家中,当面道歉,按价赔偿。那位农民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深受感动,说:“你们为穷人拼死拼活,杀了头猪有什么关系,就算我家慰劳部队的一点心意喽!”毛泽民非常感激老乡们对红军的支持,他反复向老乡说明红军有严格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随便侵害老百姓的利益。杀错了猪已经对不起老乡,不给赔偿就更对不起老乡,违背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他硬是将应给的钱塞到了老乡手上。那位老乡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连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

  环境越艰苦,毛泽民越爱护战士。四渡赤水后的一天,部队在一片松林里休息。由于做饭的烟火被敌机发现,顷刻遭到一场狂轰滥炸。毛泽民指挥大家疏散,发现熟睡在一棵大树下的三名战士,有两个已被敌机炸死,另一个被炸弹掀起的厚土掩埋。他不顾安危,冲到大树下,把那位战士从土中拉出来,脱离了险区。过草地时,气候变化无常,经常遇到倾盆大雨。毛泽民和战士们手拉着手,拖着被泥水泡得紫黑肿胀的双脚,步履艰难地在泥沼烂草中相携前进。一次,有个战士突然陷进了泥沼里,毛泽民马上和警卫排的几个战士一起奔上前去,把这个战士拉了上来,还把自己的干衣服给他换上,又做了一副简易担架,抬着他继续行军。

  长征时毛泽民只穿了一双草鞋在雪山草地上跋涉,脚上裂了几条口子,鲜血印在雪山草地上,同行的同志说:“一路上尽是他的血印。”这伤口后来化了脓,到瓦窑堡时也还未痊愈。他说,“这是长征留下的纪念。”钱希均回忆:“泽民自己还帮助同志挑担子,有的同志感动得直流泪。正是由于泽民和十五大队其他干部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十五大队没有丢一两金银。”

  朝着北斗星的方向坚定前行

  1935年1月下旬红军重占桐梓时,国家银行将几十担银元分散给红军战士背,银毫和铜分币因不能继续流通使用而被扔到水井里了,还烧掉了一部分纸币,甩掉了担子。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巴西会议后,把携带的纸币全部烧光,只留两担黄金由曹菊如负责一直带到陕北。后来毛泽民、曹菊如也陆续调离,警卫连也随之调离,第十五大队缩编。同年3月在贵州转战期间,因人员减少,第十五大队编号撤销,剩余人员随红军总供给部行军。同年8月巴西会议后,国家银行人员随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纵队行动,烧光了所带的全部纸币和文件等,带上金银,轻装前进。

  如果从1934年10月10日傍晚,毛泽民率领十五大队,与中央纵队一起,离开瑞金云石山,向于都集合算起,到1935年11月到达瓦窑堡,共计一年又十几天,走了两万五千里,经过千辛万苦,“扁担上的国家银行”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到达了目的地。出发时的16个人,只有8人安全到达陕北,这8人分别是毛泽民、曹菊如、黄亚光、曹根全、任远志、钱希均、郭金水和莫钧涛。其中莫钧涛是随左路军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留在南方的同志们情况如何?据《中国金融通史》记载:“红军主力长征后,10月26日博生县被敌军占领,国家银行江西分行停止营业。国家银行福建分行和闽西工农银行于1934年10月以后,随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退出长汀县城,转移到梁屋头等地办公,后改编为游击大队。1935年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遭破坏,国家银行福建分行行长卓明、闽西工农银行行长阮山英勇牺牲,两银行遂停止了工作。”

  永远记住金融界的英雄前辈

  国家银行十五大队中,6名同志在长征途中牺牲,他们是吕汉勋、刘建棠、章水柏、张达远同志,还有一位总务科长、一名饲养员。留在江西牺牲的两名同志是卓明、阮山。

  革命胜利后,十五大队中的袁福清,1962年增选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1943年9月27日,他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李六如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党组书记。曹菊如先后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行长、党组书记。黄亚光在建国后,任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行长,1953年6月至1954年9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1971年4月至1975年11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莫钧涛于1955年参与筹建中国农业银行,1955年3月到1957年4月,他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曹根全在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省人民代表,并任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党组书记、行长和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行长。任远志,在全国解放后任浙江省委财贸部副部长,省级机关党委书记。钱希均,1926年与毛泽民结婚,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战士之一,建国后,任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郭金水,1935年底,调到瓦窑堡印刷厂工作。1937年,进入红军学校学习。1983年纪念毛泽民同志40周年时,郭金水曾著文《警卫员的回忆》,怀念毛泽民同志。

责任编辑:虫儿飞h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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