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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谕的再审视
《远方的缪斯与诗感空间》序

  在西方宗教文化里,有个词叫“神谕”。中国也有,我们称为“谶语”,佛教中则唤作“佛偈”。意思虽有些微差别,但大同小异,皆是来自彼岸世界的某种暗示性或隐喻性的话语。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个民族的认知系统中,其实质都是一种语言或语言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作为一种最纯粹的语言艺术,与神谕便有了相通的地方。所以,对诗歌的解读最难,也最是费力不讨好。因为你无法与诗人同时同地获得和他完全相同的情感体验,却要在他有限的分行文字中窥出真相来。这是对解读者洞察力的考验,更是对其生命意识和耐力的考验。我想,在这个过程中,解读者“劳心”的程度一点也不会比诗人小。

  

  《远方的缪斯与诗感空间》

  王巨川 著

  作为一位现当代诗歌研究者,作为一位诗评家,《远方的缪斯与诗感空间》的作者王巨川做的正是这“解读者”的活儿。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便是他近几年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其中,现代白话新诗自然是其着力阐述的方向,但对旧体诗也有涉及。应该说,他是在新旧体诗转换的时空框架中来观照新体诗的。自然,坐标也是有的。那便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散文体文学样式的最核心的支撑,用王巨川的话来说,就是“神性的,形而上的,终极意义的价值取向”。

  在这里,我们又拉呱儿上了在当今诗坛司空见惯的一个词:神性。虽然它并不直接表现为神谕,但很明显,二者因“神”,而取得了隐性的呼应。没有一个诗人或一首诗,是拒斥“神”的,反而因抵近“神”而收获了他的诗和他自己。那些无“神”的所谓诗歌,其实并不能称其为诗,只是没有温度的支架罢了。总之,诗人便是在这种与“神”的对话乃至共舞中感知到了所书写的“象”的意态,进而形之于诗。一切的结构、语言、节奏、法度等技术性的问题,都无法与“神”抗衡,它们即便在诗人的理性之塔上攀得再高,也不得不臣服于“神”的脚下。“神”无须自我加冕,它的冠冕,是诗一旦产生便存在的。

  有了“神”的诗,就像眼角的褶皱,“神”的意思,或者说“神谕”便隐藏在这一道道褶皱中。是谁让它们隐藏起来的呢?是诗人,是诗人那敏感如露珠的心灵。所以当诗评家欲图重新将这褶皱捻平时,他们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在场感,即回到诗人写诗的那个维度,将自己消融于诗人主体中去感受。二是自我的主体性,也就是区别于诗人主体的独立自我。而且这个自我必须足够强大,这样才不至于被诗人主体淹没,才有可能在诗歌造就的漩涡中伸出一只手来,继而上岸,继而向这漩涡投去从容的一瞥。自我要强大,就涉及到第三个条件:足够的诗学理论素养、对诗歌所呈现的神谕性语言的解码能力以及解码后的审美与伦理观照。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诗评家或诗歌研究者是无法确立自我的身份乃至精神属性的,就会造成与对象所蕴含的精神的撕裂,导致“神”的意旨永被遮蔽。

  就此来看,王巨川是一个称职的诗评家,更是一个优秀的诗歌研究者。他将诗人对日常经验的审视进行了二重乃至多重的再审视,从而获取了延伸的可能和更为丰沛的意义。墨西哥诗人帕斯说:“只有伟大的诗人会提醒我们,我们是弓手和箭,也是靶子。”这个话用到王巨川这里并不成立,原因是,他不仅仅将诗人和他的诗看做靶子,更把其看做“神”的使者。使者对“神”的旨意的传递有可能出现偏差乃至谬误,即便是“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诗。因此,怀疑,追溯,分解,重新判别或确证、归纳或阐释,便显露出其特有的意义和价值。我想,任何一个杰出的诗歌研究者或诗评家,应该都是预先设定了一个这样的态度的吧。只不过机缘巧合,我现在恰好遇到的是王巨川。

  闲聊几句,且以为序。

责任编辑: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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