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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中国金融征程
访现代金融史研究学者张徐乐

  策划人语:

  走近历史,方知来路。回溯70年前,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之际,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人民币发行。进入1949年后,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此时,新中国金融业白手起家,面对的是国家百废待兴、纸币严重通胀、物价飞涨、市场秩序混乱、非法交易严重。“共产党不懂经济”“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的质疑声迭出。没有硝烟的战斗已然打响。在接管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在上海——当时的远东金融中心落地生根。整顿市场秩序,稳定经济工作,打击非法交易……金融征程从此开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刊特别策划《开启新中国金融征程》系列报道上、下篇,同读者一同走近那段动人心魄的历史。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迈着整齐步伐进入上海市。然而,就在上海解放前夕,有不法商人喊出“解放军进的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的狂言。彼时,上海不仅是全国,也是远东金融中心,全国最大工商业城市。没有硝烟的战争拉开了帷幕。经过激烈斗争,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在上海落地生根,经济秩序整肃,业务蓬勃开展。

  新中国70年过去了,黄浦江水仍旧奔流入海,外滩的一座座大楼改换了主人,对岸的陆家嘴高楼林立、灯火通明。在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际,重温这段峥嵘往昔,那些高屋建瓴的智慧让人称赞,那些艰苦卓绝的斗争让人动容。

  

  位于上海外滩15号的原中央银行旧址,接管后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地。

  走近历史,方知来路。日前,《金融时报》记者走进上海诸多金融遗迹旧址,采访现代金融史研究专家、上海复旦大学副教授张徐乐,探知这一段动人心魄的共和国金融往事。

  “人民军队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要流通到哪里”

  上世纪上半叶,上海就奠定了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其金融业市场份额约占全国一半。然而,就在解放前夕,蒋介石从上海带走大量黄金、银元、外汇,同时大量发行金圆券,导致严重通胀、物价飞涨。当局吸干了市民储蓄,纸币信用骤跌。为稳定经济秩序,上海解放第二天,军管会就颁发了相关规定和法令,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斗争就此展开。

  《金融时报》记者:解放前,上海市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如何?上海金融业布局情况如何?

  张徐乐:那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贸易和航运中心。特别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已发展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也是远东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的金融机构,无论从数量、种类、层次,还是从其相应的功能角度,在全国都是排第一的。那个时候,上海的金融机构是多元的:

  首先是国家行局,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行”,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和中央合作金库,构成了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核心,其中除中国农民银行外,其他几家机构的总行、总部或总管理处都设在上海。它们属于政府性质的金融机构,为当局所控制。

  其次,上海的私营银行众多,而且大多数私营银行总行也都设在上海。民营银行中,最著名的当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组成的“南三行”和由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构成的“北四行”。南三行的总行本来就设在上海,北四行的总行原来设在北平或天津,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奠定后,也都南迁到了上海。

  同时,一些有实力的外省市的银行也愿意在上海设立分行。

  再者,很多外商银行也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上海是最大的外商银行聚集地,当时来华的西方国家几乎都在上海设立银行。

  另外,上海还有很多钱庄,数量经常维持在数十家,上海钱业在全国钱庄业中居于领导地位。

  可以说,当时上海是各类型金融机构的总部、总管理处或总行所在地。种类多、数量大,金融功能非常齐备。

  但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和恶性通货膨胀的打击,特别是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开始推行金圆券,强制商业行庄公司移存外汇资产、缴兑金银外币,上海私营金融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劫掠。经历了金圆券发行和崩溃的劫难,再加上一部分私营大银行将资金抽逃海外,以及中小行庄瓜分隐藏的暗账部分,解放前上海的私营金融业整体实力已大不如前。而这时,国家行局的一部分南迁广州,并最终逃去台湾。外商银行也收缩业务,有的甚至撤资,离开中国。上海解放时,金融业整体水平处于低谷。

  《金融时报》记者:解放上海时,有不法商人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为使人民币顺利进入上海金融市场,党中央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张徐乐: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并发行人民币。

  1949年1月,平津解放。平津的金融接管比较顺利,人民币很快占领了平津金融市场。党领导的金融工作,积累了一些城市接管、稳定金融市场的经验。但是,上海的情况比平津更为复杂。

  军事斗争取得胜利后,需展开经济建设,这离不开金融助力,人民币迅速占领上海市场至关重要。为了解放并成功接管这座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金融中心,党中央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工作。

  解放上海,意味的不仅是解放军要进入上海,金融、经济工作人员也要进入上海。为此,紧急从北方解放区调拨了一批金融干部职工到丹阳集训,学习政策,学习入城纪律。那时,上海地下党在印钞系统中亦有了相当力量,他们将搜集到的资料,包括介绍上海财政金融机构的情况,介绍中央银行印钞厂的情况,等等,秘密地送到丹阳,供接管干部们学习、了解。

  解放军攻打上海时,队伍前边是冲锋陷阵的解放军战士,后面就是一辆辆满载人民币的卡车。军队打到哪里,人民币就流通到哪里。印钞系统的接管干部进入上海后,即与地下党联系,迅速接管上海造币厂、中央印刷厂等相关机构,以联合力量印制人民币,保证人民币供应。

  接管“国家银行”,遏制通货膨胀

  国统区几家官僚资本银行,曾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1948年8月开始流通的金圆券,以每小时每分钟的速度贬值,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原“中央银行”的恶名为全国人民唾弃。

  与“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的狂言相反的是,解放军走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恢复上海正常的经济秩序,要先废除国民党旧币金圆券,让人民币“登场”。解放上海后,随着一系列工作的展开,旧貌正焕发新颜。

  《金融时报》记者:在上海解放之初,党领导的金融工作,对官僚资本金融机构采取了怎样的政策?

  张徐乐: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主席写了一篇文章《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文中提出了接收官僚资本、消灭官僚资本的主张。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行都属于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应在接管之列,丹阳集训时,就确定了对这些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接管方案。

  这里特别要提到接管原中央银行的工作,1935年发行法币时,是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负责发行。而1942年后,中央银行成为了唯一的发钞机构,金圆券都是从中央银行流出去的。因此,接管中央银行意义重大。

  5月27日上海解放的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其下属的财经接管委员会金融处,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金融业实行接管和监管。当天,军代表进入中央银行大楼,执行接管任务。同时,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及所有的官僚资本银行进行接管。

  中央银行总行大楼位于外滩15号。对中央银行的接管,首先是对其机构、房屋、资财以及人员的接管,继而从功能上对其进行消灭,停止其作为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以及银行之银行的职能。

  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同时成立。华东区行代表总行,对整个上海金融业实施行政管理,上海分行在华东区行的领导下,对私营金融业进行业务指导。同时,上海分行还是各项信用业务的直接经营者,接受存款、放款,办理票据业务和汇兑业务。

  《金融时报》记者:人民币如何取代金圆券,从而进入流通领域,为人们所接受?

  张徐乐:上海解放后,迅速接管原中央银行的同时,也需迅速地遏制金圆券恶性通货膨胀,这其中,关键是用人民币收兑已经贬值的金圆券。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上海市军管会发布命令: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司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债务、票据、契约等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不得再以金圆券及金银外币为计算与清算本位;金圆券即日起为非法货币。

  

  上海市民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兑换金银(1949年6月)

  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庞大的上海市场,而当时人民银行的营业机构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因此,一方面利用接管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负责代为收兑金圆券;另一方面,也在全市范围内发动一些私营银行和钱庄,开展收兑工作。由于金圆券早已贬值如废纸,遭到上海市民唾弃,因而收兑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从5月30日到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共收兑金圆券35.9万多亿元,占国民党统治区全部金圆券流通总额的53%,人民币迅速占领上海市场。

  打击银元非法交易,人民银行履行职能

  流通数十年的银元,曾在中国金融市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国统区纸币接连贬值,百姓对纸币缺乏信任,从而对银元愈加珍视。解放前,上海银元黑市交易盛行,一些人拿到纸币后立刻兑换成金银。人民币出现在上海后,当人们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态兑换时,投机商则用手里掌握的大量银元影响市场,阻碍人民币的流通,一些私营百货公司依然用银元标价,“银牛”们囤积居奇,扰乱着市场的正常秩序。一场斗争迫在眉睫。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银元的黑市交易,如何在市场上巩固人民币的地位?

  张徐乐:人民币收兑工作速度很迅速,也很顺利,一周时间,几乎占领了上海市场。但是,银元毕竟是硬通货,而眼前的人民币则是纸币,人们基于多年以来对“法币”和“金圆券”贬值的恐惧,对待人民币的价值不免半信半疑,有人卖货拿到了人民币,或发工资领到了人民币后,还会立即跑到黑市去兑换银元。因而,并不排除银元还在市场上流通,银元仍在私下交易。

  市场上银元的私下交易,银元贩子的投机行为,对人民币流通和稳定,对社会经济平稳运行都造成极大威胁。因此,必须消灭银元贩子,禁止银元计价流通。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职工在清点收兑的银元(1949年6月)

  1949年6月10日,经毛泽东主席同意,上海市军管会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查封了非法银元交易的集中场所——上海证券大楼,逮捕重要投机分子,取缔了银元贩买投机活动。同时在大楼内抄出大批银元、美钞、黄金,依法没收。经过这场斗争,对集中在证券大楼进行投机活动的不法分子给予了沉重打击。

  这一次行动,可以说将银元贩子一网打尽,受到中央的嘉奖。毛泽东主席评价“银元之战”的作用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银元停止流通,排除了人民币流通的障碍。

  《金融时报》记者:中国人民银行如何在上海建立组织机构并履行职能?

  张徐乐: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新中国的中央银行,是发行之机构,是银行之银行,并担负国库之职能。所以,在接管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后,即开始履行相应职能。宣布金圆券为非法货币,要求原中央银行退还私营银行和钱庄交存的存款准备金等,意味着原中央银行不仅是形式上的结束,其功能也被消灭。

  北平解放后,人民银行的机构从石家庄迁到北平,所以人民银行在北平开展工作时是有基础的。而上海解放后,人民银行在上海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各项工作几乎是在接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比如中国人民银行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原中央银行的办公大楼。因为金融专业人员的缺乏,吸收了大批的原中央银行以及其他被接管的金融机构中的旧职员,这些旧职员经过政审和学习,大部分予以留用。

  这个过程是很了不起的。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建立时,既缺乏人才,又缺乏资金,同时还缺乏城市经济金融的管理经验。接管当时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对党领导的金融工作,是极大的考验和挑战。

  194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已在上海市区陆续开设了15个办事处,办理各项业务;到年底,在上海解放后仅七个月时间里,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市区的办事处已增至22个,另有127个服务处、44个收款处以及1个市郊支行,辖属9个郊区办事处,职工6122人,初步形成了业务齐全的营业网。(上)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