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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文明之源
2018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

  寻找各地的文化谱系、填补时空的空白、追寻祖先的脚步……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六大考古新发现,都为深入研究历史的踪迹,提供重要线索。

  远古灰堆、农作物遗存、出土文物、城市遗迹……在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上揭晓的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中,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六个考古项目榜上有名。

  

  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大墓M1出土金虎

  

  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凤鸟脊饰

  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

  位于广东省北部清远市英德市青塘镇的青塘遗址,于1959年被发现,是华南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典型洞穴遗址。2016-2018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英德市博物馆等单位对青塘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对周边石灰岩洞穴开展系统调查。

  通过三年考古工作,在青塘遗址发现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连续的地层堆积,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处重要遗迹,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陶器、蚌器、骨角器、动物骨骼化石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标本一万余件。

  在黄门岩1号洞穴地点发现一座墓葬,出土保存较为完整的人骨化石一具,其葬式为蹲踞葬,年代距今约13500年,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也是广东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距今1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在黄门岩2号洞穴地点还发现距今2万余年、华南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穿孔蚌器。第5层出土距今1.7万年的早期陶器,为广东年代最早的陶器,而在三个不同层位发现的早期陶器则反映出其生产工艺的发展过程。青塘遗址出土打制石器以定型化生产的各类陡刃砾石石器最具特色。

  青塘遗址的特殊性在于其作为洞穴地点群,展现了华南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聚落形态特征,全面反映出晚更新世晚期以来现代人行为复杂化发展的新阶段及社会复杂程度,系统再现了中国南方从狩猎采集社会向早期农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

  青塘遗址的新发现是华南史前考古的新突破,具有重大学术意义。为研究华南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聚落形态、早期陶器的出现与发展、现代人行为复杂化、区域史前文化的关系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材料。同时,青塘遗址考古成果也是中国史前考古的新进展,为深入探讨旧大陆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前沿课题提供了新契机。

  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

  城河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双村十三组、龙垱村三组,地处汉江西岸、长湖北岸。该遗址在1983年文物普查中被发现。

  目前,已对其中的112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取得重要收获。其中,几乎所有墓葬都随葬陶器,少则数件,多则60余件。陶器以泥质磨光黑陶居多,主要器形包括细颈壶、豆、罐、罐形鼎、壶形鼎、直壁圈足杯、盂形器、器盖、盆、瓮、缸等,部分器类组合为首次发现。除陶器外,还有玉钺、石钺、竹编器物、猪下颌骨、漆器等遗存。最后,从墓葬规模、葬具、随葬品等情况来看,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别。在发掘区内,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葬有7座。大、中型墓葬有体量较大的棺木、精美的玉钺、石钺、漆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猪下颌骨等遗物。在大、中型墓葬填土中,发现随葬瓮、夹砂红陶缸的现象。小型墓葬规模较小,葬具的使用率低,仅随葬数件陶器,甚至几座小墓共用一个器物坑。

  

  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M4出土陶器

  对城河城址的数次发掘,城垣、居址、墓地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这些墓葬棺具明确、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等级明显,清楚表明屈家岭社会形成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墓葬礼仪,与同时期海岱地区和长江下游的史前社会达到了同样的社会发展程度。

  城河城址的考古发现,也为观察距今5000年前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强势北上和西进提供新的基点。墓葬中出土的直壁圈足杯,在庙底沟类型末期到仰韶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良渚文化中均有发现,是屈家岭文化扩张的典型例证。

  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

  芦山峁遗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双田村芦山峁自然村北。1981年,当地文化部门对遗址进行了数次调查。1992年,芦山峁遗址被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对芦山峁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确认遗址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发现的遗迹有白灰面夯土墙体房址、灰坑、墓葬等,超过300处。

  最重要的发现是,在遗址核心区——“大山梁”的顶部经钻探确认了至少四座大型夯土台基,由北向南依次为寨子峁、小营盘梁、二营盘梁、大营盘梁。每座台基之上坐落着规划有序的围墙院落和建筑群,相当于四座相对独立而联系密切的小型夯土台城。

  在大型房址、院墙、广场的夯土中,多次发现以猪下颌骨、玉器奠基的现象。在大型房址附近的堆积中,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筒瓦与槽形板瓦,个体数量超过100件。在门廊外侧的墙体侧面,发现有脱落的白灰墙皮残块,墙皮上绘制有黑红相间的壁画。

  

  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玉瑗

  整体观察,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商周时期的都邑遗址,有一些宫城或宗庙建筑布局与芦山峁的大营盘梁宫殿院落布局十分接近,呈现为严整的四合院式格局。芦山峁遗址核心区的多座人工台基及其上的规整院落,似可被视为中国较早的宫殿或宗庙建筑早期形态之一。

  在遗址内发现的大量精美玉礼器、中国最早的一批板瓦、筒瓦,加之规划有序的高层级院落、宏大的夯土台基工程,这些共同构成该遗址作为区域核心聚落的标志性要素,具备了早期文明的基本特征,对于研究史前中国区域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及“早期中国”的形成等课题具有重要价值。

  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

  刘家洼遗址位于陕西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北,分布于洛河支流长宁河上游的鲁家河两岸。2016年底,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发现有墓葬被盗,经申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对遗址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经调查确认,该遗址范围约3平方公里,在遗址区内可采集到丰富的周代文化遗物,断崖上可见较多灰坑及夯土墙等遗迹。特别是在遗址东区中部位置,有一面积10余万平方米城址,形成一个相对闭合的城址区,位置居中、地势险要。

  最为重要的是,在东I区墓地共发掘大、中、小型墓葬73座、车马坑2个、马坑1个。其中有带墓道的“中”字形大墓2座(M1与M2)、大型竖穴土坑墓1座(M3)。“中”字形大墓西北部各有一个南北向车马坑。在西区南部墓地共发掘墓葬44座,均为中、小型墓。

  其中,大墓和部分中型墓虽遭严重盗掘,但仍发掘清理出大量青铜器以及金器、玉器、铁器、陶器和漆木器等珍贵遗物。通过对出土遗物的形制、纹饰等分析,推断遗址的时代属春秋早期。通过对遗址内的夯土建筑、城墙、壕沟等遗迹,铸铜、制陶等手工业遗存以及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文化特征,青铜礼器的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等组合形式,“芮公”、“芮太子”等青铜器铭文的综合分析,推断这里当为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墓地。

  芮国,这个历史上与周同姓诸侯的最后政治中心,经刘家洼的发掘得以确认,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向东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个案。

  大墓出土的金首权杖、青铜鍑、铁矛等,部分中、小型墓所出螺旋状金耳环、金手镯等饰物,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特色。西周、春秋时期诸侯级墓葬的乐器组合,基本都是青铜编钟、石编磬一套。刘家洼“中”字形大墓的乐器组合均为编钟、编磬各两套,竖穴土坑大墓为五镈九钮,并配有多件建鼓、铜铙(钲)、陶埙等,是目前所知反映春秋早期最高级别乐悬制度的墓葬,为周代礼乐制度及我国古代乐器发展史和音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

  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镇,处于渠江的二级阶地,遗址面积567万平方米,是川东地区目前尚存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

  2006年5月,经国务院核定公布其为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十三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

  为进一步探索川东地区的巴文化,了解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过程及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管理情况,2014-2018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渠县历史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五年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发掘面积共计4000平方米,已清理各类遗迹438处,出土大量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遗物,取得重大收获。

  城坝遗址“郭家台城址”保存较完好、结构较完整、布局较清晰。由石材构筑的大型建筑基址,在汉晋县城遗址考古中也极为罕见,为中国汉晋城址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城坝遗址目前已出土1000余件战国晚期至六朝时期重要遗物。这些发现对于遗址内涵、分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宕渠”文字瓦当及竹木简牍。10余枚“宕渠”文字瓦当明确郭家台城址的性质,100余枚竹木简牍为全面了解汉晋帝国对郡县一级的管理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提供新材料。

  城坝遗址所处的川东北地区,乃水陆要冲之地,先秦时期以来,这里是多种文化的接触地带,在物质文化方面表现出多种文化杂糅的特质。两汉时期,在汉文化的强势介入下,该地区逐渐接受汉文化,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从目前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来看,呈现出渠江流域晚期巴文化的复杂性和交融性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互动,反映了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关系。这些发现为进一步探讨秦汉帝国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及其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材料。

  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

  太子城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太子城奥运村内,现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2017年5月起,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广新局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连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

  经勘探与发掘,确认太子城遗址为一座平面呈长方形的城址,2018年共发掘6500平方米。太子城遗址出土遗物以各类泥质灰陶砖瓦、鸱吻、迦陵频伽、凤鸟、脊兽等建筑构件为主,另有部分绿釉建筑构件、铜铁构件、瓷器、鎏金龙形饰等。其中青砖上多戳印“内”、“宫”、“官”等字,部分鸱吻上刻“七尺五地”、“□字四尺五”、“天字三尺”等字。瓷器以定窑白瓷为主,已发现刻“尚食局”款18件,另有仿汝窑青瓷盒、黑釉鸡腿瓶等。

  太子城遗址规模不大,但城内建筑规格很高,虽未发现商业、民居、戍守等民用及军事性质建筑,但遗物中“尚食局”、“内”、“宫”等器物集中出土,表明其皇家性质。

  据《金史》,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与五年曾驻夏于西京路宣德州龙门县(县治位于现太子城东南18公里)的泰和宫,这与太子城在时代、性质、位置、规模与等级上高度契合,且经考古调查,太子城是金代龙门县唯一一处皇家城址,故可以推测太子城即金章宗避暑的行宫(捺钵)泰和宫。

  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处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城址双重城垣、南北轴线、前朝后寝的布局方式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尚食局”款定瓷、仿汝窑青瓷、雁北地区化妆白瓷的组合,对金代宫廷用瓷制度、供御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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